@经济学人集团 今天的一条微博提到了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的著作《助推》：
自从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2008年出版《助推》（Nudge）一书以来，作为行为经济学中的时髦理论，助推理论催生了上千种低干预政府政策，热度大增。
前阵子帮Peter G. Klein教授编辑和翻译的文集里，也有一篇文章是点评理查德·塞勒的，正好发出来大家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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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G. 克莱因 文
熊越 译
2017年10月9日
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泰勒是行为经济学的领先实践者，将心理学应用于评价、选择、交换和定价问题。遵循米塞斯，大多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对行动学（行动的逻辑分析）和心理学（行动前后的行为动机和影响）进行了明确区分。[1]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却走了另一条路，越来越倾向于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希望能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更丰富、更可靠的解释。毕竟，如果人被建模化为“最大化他们的效用”，而效用被理解为一种幸福的心理状态，那么为什么不将心理学引入分析呢？
卡尔·门格尔的评价和选择理论——在庞巴维克、费特、威克斯蒂德、米塞斯、罗斯巴德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得以发展——是一个逻辑概念，而不是行为概念，并且行为经济学家们识别出的大多数所谓“悖论”都不适用。[2] 泰勒今天说：“为了做好经济学，你必须牢记人们（people）是人（human）”——也就是说，人类行动者不是体现在新古典模型中的超级计算机。确实，他们不是。但是，在新古典选择理论的工具中加入心理学可能不是一个进步。当然，了解心理学对于企业家、历史学家和应用经济学家来说很重要。但是，米塞斯所理解的经济理论是一种独立于行动者特定心理动机的逻辑演练。
除了他更多的技术性贡献之外，泰勒还是行为经济学的一大普及者，尤其是通过他与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合作。泰勒和桑斯坦认为，由于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即，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解，他们的效用并未最大化），政府可能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干预——不是通过禁止或强制特定行为——而是通过缓缓地“助推”人们。（例如，法律可以强制超市将健康食品放在商店的前面，强制雇主自动将员工注册到退休储蓄账户中，除非他们特别选择退出，等等。）泰勒和桑斯坦甚至称之为“自由主义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将其与更严厉的政府干预措施区分开来。
大卫·戈登（David Gordon）评论了他们非常受欢迎的书《助推》（Nudge）并且——正如你可能会料到的那样——识别出这本书的一些严重问题。[3]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设计和实施行为助推的行动者自己是“非理性的”，就像所有人类行动者一样，那么我们为什么期望助推能够改善社会结果呢？[4] 我认为，更一般地说，行为经济学经常重新包装应用经济学家、商人、历史学家等众所周知的简单想法，并把它们当做是新颖而令人兴奋的实验室发现。[5] 史蒂文·普尔（Steven Poole）在2014年的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指出， 这些发现中的大多数并不适用于现实世界，除了其他方面，人们在实验室中的行为方式非常特殊，而这些方式实际上非常“理性”。（甚至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仍然不相信。）
总体而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很高兴泰勒的诺贝尔奖为关于估值、选择和交换的基本思想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尝试理解人的行为的对话打开了大门。更重要的是要提醒人们，行动学提供了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平行但独特的批判。
更新：马里奥·里佐在这里有一些有用的想法，也是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来看的： https://thinkmarkets.wordpress.com/2017/10/09/richard-thalers-nobel-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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