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会行动吗？

动物会行动吗？在这个问题上，米塞斯（以及德索托）和罗斯巴德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

《人的行动》第1章第1节的标题是“有意图的行动与动物性反应”（Purposeful Action and Animal Reaction）。但奇怪的是，本节并没有包含关于动物性反应的任何讨论。但是，这个标题暗示了米塞斯不认为动物可以有意图地采取行动，它们只会“反应”。

德索托在他的讲义Cruso por Internet de Introduccion a la Economia清楚地说明了：

No es acción humana el comportamiento de los animales, ni el del sonámbulo, ni los actos reflejos. (p. 42)
人的行动不是动物的行为，也不是梦游者的行为，也不是反射性行为。

显然，他也认为动物的行为算不上行动，只有人才行动。

另一方面，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写道：

人因其为人而行动的事实，是无可争辩、不容置疑的。设想这一事实的反面将会是荒谬无稽的。它的反面——不存在有动机的行为——只适用于植物和无机物。（p. 2）

在脚注中，他进一步解释了：

这里无须研究从低级有机物到高级灵长目的动物行为的艰深难题；这一问题可以被视作在纯粹的反射性行为与有意识的行动之间的一条分界线。无论如何，人只有从他们能够理解的动物动机才可以理解（而非仅仅观察）这些行为。(p. 2, fn.5)

因此，他的立场似乎是这样的，好吧，植物和无机物绝对不会行动，但是动物是否会行动并不是我想要关心的。鉴于动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具有有意图的行为（例如，我的猫在想要零食时会对我卖萌），因此，我认为罗斯巴德在这里的理解更好。

更新1：经济学家Erwin Dekker表示：“门格尔谈到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连续统一体，并以鸟类筑巢作为规划动物的例子。”

更新2：小弗里德曼回复我：“我很确定戈登·图洛克写过关于将理性假设应用于动物的文章。”

更新3：Brian J. Gladish跟我推荐了他几年前就这个问题写的这篇博客。在结论部分，他表示：

With the modification of Mises's viewpoint on action yet another objection to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can be overcome.  This modification is hardly a blow to Mises's overall system as it supports, rather than rejects, his action axiom.  At the same time it ties economics more closely to the sciences, a goal that we can only believe Mises would have supported.

随着米塞斯的行动观点的修正，对奥地利学派认识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可以被克服。 这种修改几乎不会对米塞斯的整个系统造成打击，因为它支持而不是拒绝他的行动公理。 同时，它将经济学与科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只能相信米塞斯会支持这一目标。

为什么人会行动：米塞斯 vs 罗斯巴德

搬运自己的一条旧微博：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经济学都始于“人会行动”这一公理，但两者的哲学基础是不一样的。

米塞斯认为人行动是为了消除不适之感（uneasiness），行动人“急欲以一个更满意的状况取代一个较不满意的状态”。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如果人已经满足了，也就不需要行动了。所以，他在《人的行动》里写道，“我们把知足或满足定义为某人置身其中，而无需或懒得采取任何行动的状态。”

而罗斯巴德认为，“所有人类都行动，这乃是人类的存在及其作为人类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认为人就是要追求自我发展（希腊语Eudaimonia，这个词经常被理解为“good”，即“善”、“幸福”或者“福利”，其实更准确的词意是“human flourishing”）。所以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第一章里（他介绍“人的行动”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没有使用“不适之感”这种有些“悲观主义”的词。

在一次授课中，Salerno也说米塞斯说的“消除不适之感”有点尴尬，所以他会避免这个说法，这可能也是受了罗斯巴德的影响。

米塞斯与女性

今天无意中刷到一条微博：

近讀Korsgaard的文章，她說羅爾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成就，是培養了很多著名的哲學家，而且其中女性佔了很大比例，如O’Neil, Herman, Korsgaard, Neiman, Hampton, Anderson等。她現身說法，提出了一個解釋：“I believe that one reason that women flourished working with Rawls is that we were allowed to feel that we were philosophers, not ‘women philosophers’.”

这让我想到了米塞斯。在帮忙校对《米塞斯大传》的时候，我同样注意到了米塞斯对女性经济学家的这种尊重。正如他的妻子玛吉特·冯·米塞斯（Margit von Mises）在《米塞斯夫人回忆录》中所写：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女性的伟大捍卫者，从不怀疑她们的心智能力或潜力。他在维也纳的研讨班以众多才华横溢的女性而闻名，她们参加并后来成为经济和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M. Mises 1976, 141）。

首先，在米塞斯身处的年代，女性刚刚获准进入大学学习：

……，新教徒自 1778年以后可以获得学术学位，而从1782年开始，犹太人获准可以进入法律系和医学系。一个世纪后，女性也可以入学了，首先是哲学系 (1897年) ，接着是医学系 (1900年) ，然后是法律系 (1919年)。（许尔斯曼，2007，第42页）

传统的男子中学一直为年轻精英阶层提供广泛的古典教育，以使他们适应大学阶段的研究，并为将来担当政府部门的重任做好准备，而女子学校则更注重具体的职业教育。直到此前不久，女性才获准许参加中学毕业考试(Matura exams) , 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但是，这些考试只在男子中学举行，因此，女孩必须在自己学校专设的毕业班(Abiturientenklassen)进行备考训练，考试当天再到就近的男子中学参加考试（许尔斯曼，2007，第124页）。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当时应该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积极地拥抱这种变化，但米塞斯并不是这样的守旧者。对此，许尔斯曼写道，“米塞斯是少数居于领袖地位而能积极支持年轻女性知识分子的先驱之一”（许尔斯曼，2007，第279页）。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米塞斯于1907年进入女子贸易学院（Trade Academy for Girls）任教，为高年级学生讲授经济学。她们成了米塞斯的第一批学生。11年后，米塞斯离开一战的前线回到学校，他的主要学生仍然是女性：

1918年春季和夏季，他负责讲授一门大学银行理论课程，同时也为一些学生的课外阅读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议。当时还不允许女性进入法律与政府科学系就读(两年后才可以) ，不过米塞斯课程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年轻女士。因为战争的缘故，留在维也纳的男生极少。这些女生可能来自哲学系，自从1897年以来，女性就可以进入哲学系就读（许尔斯曼，2007，第189页）。

最终，米塞斯培养出了不少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

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有海伦妮·利泽尔、玛丽安娜·赫茨菲尔德等人。 利泽尔、赫茨菲尔德、伊尔塞·明茨(Ilse Mintz)、玛尔塔·斯特凡妮·布劳恩、伊丽莎白·埃弗吕西等都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的固定成员（许尔斯曼，2007，第279页）。

尽管米塞斯无法为她们安排大学里的教授职位， 但他还是设法帮她们谋得了能让她们继续追求学术的好工作。许尔斯曼写道：

米塞斯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女学生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他安排玛丽安娜·冯·赫茨菲尔德(Marianne von Herzfeld)和海伦妮·利泽尔(Helene Lieser) 担任奥地利银行和银行家协会 (Association of Austrian Banks and Bankers) 的经济学家。海伦妮·利泽尔是奥地利首位获得政府科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后来成为位于巴黎的国际经济协会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秘书。米塞斯的另一位女学生玛尔塔·斯特凡妮·布劳恩，后来在布鲁克林大学和纽约大学担任教职，……（许尔斯曼，2007，第240页）

William的合作者Vicente Moreno-Casas在2021的The Independent Review文章Ludwig von Mises as feminist economist中进一步讨论了米塞斯和女性的问题。Vicente指出：

米塞斯的政治哲学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参见Mises 1985）。既然如此，米塞斯写关于女性和女权主义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女性问题出现在19世纪，是该时期关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原则的结果。这在最早的两本现代女权主义出版物中得到体现：Olympe de Gouges的小册子《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1791）和Mary Wollstonecraft的《妇女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 1994） 。另一位提到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著名古典自由主义作家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他出版了《女性的臣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初的奥地利，女性问题已经在社会主义圈子中讨论，但主要是在自由主义团体中（Becchio 2020）。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塞斯延续了长期以来担心妇女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传统。

米塞斯也看到了左派对女性权利运动的诱惑。Vicente写道：

似乎他【米塞斯】意识到女权主义正受到社会主义者的诱惑，他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对自由非常有害。因此，他想对女权主义做出本质的区分。他说：“只要女权主义试图将女性的法律地位调整为与男性的相同，只要它寻求为她提供法律和经济自由，以根据她的倾向、愿望和经济环境发展和行动——只要在这个程度，它就不过是主张和平与自由演化的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当它超越这一点时，它攻击社会生活的制度，并认为它可以消除自然障碍，它是社会主义的精神之子” （1951，101）。

米塞斯与公地悲剧

在The Community Commitment to Sustainability: Forest Protection in Guatemala的审稿阶段，一位审稿人特意推荐William引用了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1968年的经典文献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哈丁是一位美国生态学家，他的这篇文章被广泛视为对“公地悲剧”的首次正式表述。

但事实上，正如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教授在《企业家精神与自由市场环保主义理论》一文所指出的，早在1940年，米塞斯就在《人的行动》的德语前身Nationalökonomie一书（pp. 599-605）中讨论过了公地悲剧问题：

Ein anderes Beispiel bieten die schon erwähnten Fälle, in denen Boden ausserhalb des Sondereigentums steht und jedermann sich Bodenerträgnisse wie herrenloses Gut aneignen darf. Wenn irgendwo Naturschätze — Holz und Wild in den Waldungen, Mineralschätze des Bodens, Fische in Gewässern — von jedermann erworben werden dürfen, dann wird jenes Verfahren platzgreifen, das man als Raubbau bezeichnet. Niemand ist für die Nachteile verantwortlich, die durch Vernichtung der Bestände entstehen mögen. Dann werden die Wälder abgestockt, ohne dass für die Wiederaufforstung gesorgt wird, dann werden Wild und Fische so gejagt und gefischt, dass der Nachwuchs gefährdet oder vernichtet wird.

因为二战，米塞斯的这本书没有在经济学界得到任何关注。1949年，这段话又出现在了《人的行动》中（Human Action, p. 652）：

极端的例子是前面说过的无主财产的那种情形。如果一块土地不为任何人所有，尽管法律在形式上称为公有财产，它的被使用是不会考虑到任何不利后果的。能够把取自森林的木材和猎物、水域的鱼类、地下矿藏等的报酬据为己有的人，不会考虑他们的采捕方式造成的后果。对他们而言，土壤的侵蚀、矿藏的枯竭以及对未来的持续利用的损害，都是外部成本，不纳入其投入产出的计算当中。他们伐术而不育林，捕鱼而不蓄苗。

28年后，哈丁的文章才问世，但德索托指出：

哈丁的分析并没有比米塞斯的分析提供更多的东西，此外，他得出了某些新马尔萨斯主义式的结论，这些结论我们无法同意，它表明哈丁是一位生物学家，而非经济学家。

菲利普·巴格斯也认为，米塞斯的论述“更全面、更系统”，是“产权界定不充分这一更普遍问题的一部分”。巴格斯指出：

事实上，米塞斯在Nationalökonomie中表明，财产的法律概念往往不遵循私有财产的社会功能。当财产权没有严格界定时，财产所有者“不会在计划他的行动的所有影响时费心。他会忽略那些不会增加他自己满意度的收益和那些不会给他带来负担的成本。” 

后来，米塞斯专注于未严格界定的产权所导致的外部成本问题。进行经济计算的个人不考虑外部成本。正因为如此，他的经济计算将提供不足和错误的结果。在讨论外部成本时，米塞斯通过将外部成本问题应用于环境，明确描述了哈丁在 1968 年宣布的公地问题悲剧。

再一次，来自奥地利学派的洞见遭到了忽视。当然，正如Tibor R. Machan所说，亚里士多德和修昔底德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