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与公地悲剧

在The Community Commitment to Sustainability: Forest Protection in Guatemala的审稿阶段，一位审稿人特意推荐William引用了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1968年的经典文献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哈丁是一位美国生态学家，他的这篇文章被广泛视为对“公地悲剧”的首次正式表述。

但事实上，正如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教授在《企业家精神与自由市场环保主义理论》一文所指出的，早在1940年，米塞斯就在《人的行动》的德语前身Nationalökonomie一书（pp. 599-605）中讨论过了公地悲剧问题：

Ein anderes Beispiel bieten die schon erwähnten Fälle, in denen Boden ausserhalb des Sondereigentums steht und jedermann sich Bodenerträgnisse wie herrenloses Gut aneignen darf. Wenn irgendwo Naturschätze — Holz und Wild in den Waldungen, Mineralschätze des Bodens, Fische in Gewässern — von jedermann erworben werden dürfen, dann wird jenes Verfahren platzgreifen, das man als Raubbau bezeichnet. Niemand ist für die Nachteile verantwortlich, die durch Vernichtung der Bestände entstehen mögen. Dann werden die Wälder abgestockt, ohne dass für die Wiederaufforstung gesorgt wird, dann werden Wild und Fische so gejagt und gefischt, dass der Nachwuchs gefährdet oder vernichtet wird.

因为二战，米塞斯的这本书没有在经济学界得到任何关注。1949年，这段话又出现在了《人的行动》中（Human Action, p. 652）：

极端的例子是前面说过的无主财产的那种情形。如果一块土地不为任何人所有，尽管法律在形式上称为公有财产，它的被使用是不会考虑到任何不利后果的。能够把取自森林的木材和猎物、水域的鱼类、地下矿藏等的报酬据为己有的人，不会考虑他们的采捕方式造成的后果。对他们而言，土壤的侵蚀、矿藏的枯竭以及对未来的持续利用的损害，都是外部成本，不纳入其投入产出的计算当中。他们伐术而不育林，捕鱼而不蓄苗。

28年后，哈丁的文章才问世，但德索托指出：

哈丁的分析并没有比米塞斯的分析提供更多的东西，此外，他得出了某些新马尔萨斯主义式的结论，这些结论我们无法同意，它表明哈丁是一位生物学家，而非经济学家。

菲利普·巴格斯也认为，米塞斯的论述“更全面、更系统”，是“产权界定不充分这一更普遍问题的一部分”。巴格斯指出：

事实上，米塞斯在Nationalökonomie中表明，财产的法律概念往往不遵循私有财产的社会功能。当财产权没有严格界定时，财产所有者“不会在计划他的行动的所有影响时费心。他会忽略那些不会增加他自己满意度的收益和那些不会给他带来负担的成本。” 

后来，米塞斯专注于未严格界定的产权所导致的外部成本问题。进行经济计算的个人不考虑外部成本。正因为如此，他的经济计算将提供不足和错误的结果。在讨论外部成本时，米塞斯通过将外部成本问题应用于环境，明确描述了哈丁在 1968 年宣布的公地问题悲剧。

再一次，来自奥地利学派的洞见遭到了忽视。当然，正如Tibor R. Machan所说，亚里士多德和修昔底德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