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Korsgaard的文章，她說羅爾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成就，是培養了很多著名的哲學家，而且其中女性佔了很大比例，如O’Neil, Herman, Korsgaard, Neiman, Hampton, Anderson等。她現身說法，提出了一個解釋：“I believe that one reason that women flourished working with Rawls is that we were allowed to feel that we were philosophers, not ‘women philosophers’.”这让我想到了米塞斯。在帮忙校对《米塞斯大传》的时候，我同样注意到了米塞斯对女性经济学家的这种尊重。正如他的妻子玛吉特·冯·米塞斯（Margit von Mises）在《米塞斯夫人回忆录》中所写：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女性的伟大捍卫者，从不怀疑她们的心智能力或潜力。他在维也纳的研讨班以众多才华横溢的女性而闻名，她们参加并后来成为经济和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M. Mises 1976, 141）。
首先，在米塞斯身处的年代，女性刚刚获准进入大学学习：
……，新教徒自 1778年以后可以获得学术学位，而从1782年开始，犹太人获准可以进入法律系和医学系。一个世纪后，女性也可以入学了，首先是哲学系 (1897年) ，接着是医学系 (1900年) ，然后是法律系 (1919年)。（许尔斯曼，2007，第42页）
传统的男子中学一直为年轻精英阶层提供广泛的古典教育，以使他们适应大学阶段的研究，并为将来担当政府部门的重任做好准备，而女子学校则更注重具体的职业教育。直到此前不久，女性才获准许参加中学毕业考试(Matura exams) , 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但是，这些考试只在男子中学举行，因此，女孩必须在自己学校专设的毕业班(Abiturientenklassen)进行备考训练，考试当天再到就近的男子中学参加考试（许尔斯曼，2007，第124页）。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当时应该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积极地拥抱这种变化，但米塞斯并不是这样的守旧者。对此，许尔斯曼写道，“米塞斯是少数居于领袖地位而能积极支持年轻女性知识分子的先驱之一”（许尔斯曼，2007，第279页）。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米塞斯于1907年进入女子贸易学院（Trade Academy for Girls）任教，为高年级学生讲授经济学。她们成了米塞斯的第一批学生。11年后，米塞斯离开一战的前线回到学校，他的主要学生仍然是女性：
1918年春季和夏季，他负责讲授一门大学银行理论课程，同时也为一些学生的课外阅读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议。当时还不允许女性进入法律与政府科学系就读(两年后才可以) ，不过米塞斯课程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年轻女士。因为战争的缘故，留在维也纳的男生极少。这些女生可能来自哲学系，自从1897年以来，女性就可以进入哲学系就读（许尔斯曼，2007，第189页）。
最终，米塞斯培养出了不少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
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有海伦妮·利泽尔、玛丽安娜·赫茨菲尔德等人。 利泽尔、赫茨菲尔德、伊尔塞·明茨(Ilse Mintz)、玛尔塔·斯特凡妮·布劳恩、伊丽莎白·埃弗吕西等都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的固定成员（许尔斯曼，2007，第279页）。
尽管米塞斯无法为她们安排大学里的教授职位， 但他还是设法帮她们谋得了能让她们继续追求学术的好工作。许尔斯曼写道：
米塞斯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女学生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他安排玛丽安娜·冯·赫茨菲尔德(Marianne von Herzfeld)和海伦妮·利泽尔(Helene Lieser) 担任奥地利银行和银行家协会 (Association of Austrian Banks and Bankers) 的经济学家。海伦妮·利泽尔是奥地利首位获得政府科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后来成为位于巴黎的国际经济协会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秘书。米塞斯的另一位女学生玛尔塔·斯特凡妮·布劳恩，后来在布鲁克林大学和纽约大学担任教职，……（许尔斯曼，2007，第240页）
William的合作者Vicente Moreno-Casas在2021的The Independent Review文章Ludwig von Mises as feminist economist中进一步讨论了米塞斯和女性的问题。Vicente指出：
米塞斯的政治哲学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参见Mises 1985）。既然如此，米塞斯写关于女性和女权主义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女性问题出现在19世纪，是该时期关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原则的结果。这在最早的两本现代女权主义出版物中得到体现：Olympe de Gouges的小册子《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1791）和Mary Wollstonecraft的《妇女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 1994） 。另一位提到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著名古典自由主义作家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他出版了《女性的臣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初的奥地利，女性问题已经在社会主义圈子中讨论，但主要是在自由主义团体中（Becchio 2020）。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塞斯延续了长期以来担心妇女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传统。
米塞斯也看到了左派对女性权利运动的诱惑。Vicente写道：
似乎他【米塞斯】意识到女权主义正受到社会主义者的诱惑，他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对自由非常有害。因此，他想对女权主义做出本质的区分。他说：“只要女权主义试图将女性的法律地位调整为与男性的相同，只要它寻求为她提供法律和经济自由，以根据她的倾向、愿望和经济环境发展和行动——只要在这个程度，它就不过是主张和平与自由演化的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当它超越这一点时，它攻击社会生活的制度，并认为它可以消除自然障碍，它是社会主义的精神之子” （19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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