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史密斯和他了不起的面包机

德索托教授编过一套西班牙语的《政治经济学读物》，这套书在西语世界之外几乎无人知晓，但在西语区的奥派学者中却是大名鼎鼎。书的内容主要是门格尔、庞巴维克、罗斯巴德、柯兹纳等人的一些经典章节，但也包含了几篇名气较小的材料，比如这篇1966年的关于企业家的寓言：

汤姆·史密斯和他了不起的面包机 

R.W. 格兰特

熊越 译

这个传奇故事关于成功和掠夺

也关于一个人——汤姆·史密斯，他消除了世界饥饿。

是这样的，发明家史密斯专门研究玩具。

于是，当人们发现他没有制作玩具，

而是在烤面包（！）的时候，

众人大吃一惊。

他设想的面包做法

成本低于人们的想象。

而且不仅仅是制作！除了这个，这个设备

还可以包装和切片！

不管买几条，每条面包的价格是：

不到一便士的微不足道。

你能想象这意味着什么吗？

你能理解后果吗？

世界上第一次吃饱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汤姆·史密斯的面包。

史密斯的神奇面包

得到了总统的嘉奖。

这样那样的荣誉也是

被堆在了他的头上。

但名气飞走得有多快

这不是一件奇异的事情吗？

史密斯，今日的英雄——

明日，鲜为人知。

是的，变幻无常的岁月过去了；

史密斯曾是一位百万富翁，

但史密斯本人现在被遗忘了——

虽然面包无处不在。

你要问人们它是从哪里来的，

很少会有人知道。

他们会一边吃一边问，

“不是一直这样吗？”

然而，史密斯一点也不在乎，

数百万人吃了他的面包，

“一切都很好，”他想，

“我有钱，他们有饭吃！”

一切都很好，他想？

他没有考虑命运。

注意事件的顺序

从那一天开始

营业税上调了。

然后，每条面包的价格

也稍稍上涨了：

最高一分钱！

“这是怎么回事？”大众哭了，

“他犯了纯粹的掠夺罪。

他没有权利靠别人的饥饿

变得如此富有！”

（一幅获奖漫画描绘了史密斯

下巴又肥又下垂

从饥饿的婴孩那里抢面包

对他们的嚎叫无动于衷！）

好吧，既然公众是第一位的，

无法否认

在这样的事情上，

公众必须做出决定。

因此，反垄断现在采取了行动。

当然，它对发现的情况

感到震惊。

它被称为，“面包托拉斯”。

现在情况变得严重了。

所以史密斯觉得他必须

与反托拉斯的人

进行友好的面谈。

于是，他拿着帽子，向他们走去。

他们肯定被误导了；

他没有违抗任何法治。

但随后他们的律师说：

“法治，在复杂的时代，

被证明自己存在不足。

我们更喜欢人治！

它的效率要高得多。

现在，让我陈述一下目前的规则。”

律师接着说，

“你可以依靠

这些非常简单的指南：

如果你收取的费用比其他人多

你就是在哄抬价格。

但如果你认为你可以收取更少的费用

这就是不正当竞争。”

“为了避免混淆

我们要提出的第二点：

不要尝试收取相同的金额：

那就是勾结！

你必须竞争。但不要太多，

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会看到，

那么市场就是你的了——

这就是垄断！”

价格太高？还是价格太低？

现在，他们做了什么指控？

好吧，在公共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他们并不不愿意指控两者！

事实上，他们做得更好——

他们指控的是“垄断！”

不忙哆，不慌哆，哦，我们有麻烦了，

天哪，他们指控的是全部三条！

“五年监禁，”法官接着说。

“你很幸运，没有更糟。

必须教会强盗男爵

社会至上！”

现在，面包是政府烤的。

如你所料，

一切都控制得很好；

公众得到很好的保护。

没错，面包每个要花一美元。

但我们的领导人尽了最大的努力。

售价是半美分。

（税收支付其余的！）

这里可以下到R.W.格兰特的整本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与金融》

之前翻译过一篇Bagus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与金融》书评（提取码: bwi2）。评论中Bagus教授称赞了迈耶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段话：

迈耶对银行乘数的讨论——他用大量表格加以说明——非常有用。它更新了奥地利学派对乘数的传统表述，该表述侧重于这样一个系统，它以新准备金存入部分准备金银行系统为起点，然后才开始扩大信贷。

今天́的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开始。银行首先单方面扩大信贷，然后在银行间市场（货币市场）或直接在中央银行寻找准备金。银行首先创造存款，只要央行宽松，信贷扩张就没有限制。尽管如此，央行仍通过其终止宽松的选择及其对短期利率（这会影响整个收益率曲线）的影响，间接控制信贷扩张。作为信贷扩张的另一个限制，迈耶解释了资本（equity）和资本要求（equity requirement）的重要性。

这应该是奥地利学派的相关著作中第一次更新关于乘数的表述，也就是说，之前的关于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包括德索托教授的《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都应该做出相应的更新。 

本书只有英文版，可以在这里下载（提取码: bgot）。

《助推》与“自由主义家长制”

北京大学的何帆教授在《助推》的中文序里对“助推”和“自由主义家长制”（他翻译的“自由意志的家长制”）的概念做了一个比较准确的介绍：

在一个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既然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自然会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比如，如果开车的人不系安全带，骑摩托车的人不戴头盔，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非要规定大家系安全带或戴头盔，是不会有效果的，大家不会听政府的话。如果有人吸毒或是卖淫呢？在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也是你无法干涉的。反对吸毒或是卖淫，只会使吸毒或卖淫转入地下，反而更难控制，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吸毒或卖淫合法化。

我想，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反对政府的直接干预。政府来规定我的孩子必须学什么知识，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谬的。政府来规定我的饮食搭配，也是我不能接受的，即使政府说这样的饮食搭配是更健康、更合理的。但是，通过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也很容易做出其实不利于自己的选择，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政府是否应该帮助个人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

2008年，塞勒教授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合著了《助推》。这本书很快成了全球畅销书，也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书中提到，我们可以采取一种“自由意志的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改善人们的最终决策。自由意志和家长制听起来是水火不容的，却能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自由意志是指我们要保留人们自主决策的权利。家长制是指我们可以适当地影响人们做决策的过程，好让他们做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选择。

举例来说，如果政府强制规定人们不能吃垃圾食品，只能吃健康食品，这就是一种粗暴的干预。尽管政府的用心可能是好的，但结果一定很糟。这种粗暴的专制主义在现实中随处可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呢？比如，我们可以把新鲜的水果以更低廉的价格、更方便地提供给消费者，那么，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消费者主动地选择健康食品。这就是塞勒和桑斯坦所说的“助推”。

吃不吃健康食品，其实还是小事。像养老金计划，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件大事。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非常复杂，员工需要在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案中做出选择。正如我们说过的，选择的机会越多，人们就越不愿意做出选择。于是，许多美国人就放弃了参加养老保险计划。这一选择对自己不利，因为到了退休之后，员工的收入水平会下降；这对政府也不利，因为这最后还是得由政府买单。有一些美国公司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以前的方案是你要主动选择，才能加入养老保险计划，如今的方案是如果你不反对，就默认你同意参加养老保险计划。

塞勒和桑斯坦提出了“明天储蓄更多”的方案，并得到美国国会中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联合支持，这在美国政治中也算是一个奇迹。“明天储蓄更多”是公司为其员工提供的养老金计划。签了这份合约的员工在加薪时，其在养老金账户中的储蓄额也会自动调高，于是，储蓄率随工资的上涨而上升。如果员工觉得存得太多，他们也有选择退出该计划的自由。这一方案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欺诈和隐瞒，只是巧妙地把人们的懒惰天性和他们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让人们自己做出更有利的选择。

在塞勒和桑斯坦看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要做出小小的调整，就能极大地改变决策的结果。比如，总会有人把尿尿到公共厕所的小便池外边，但是，如果在小便池里刻上一只苍蝇，男士就会自动地瞄准那只苍蝇尿尿，于是，尿到小便池外边的现象便减少了80%。如果你想让人们节约能源，仅仅在墙上张贴一些“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标语是没有用的。如果让每个家庭在收到账单的时候，都能够从账单上看到自己的用电量和邻居的用电量的对比，那么，出于“同侪压力”，很多人就有更大的自觉性去注意节约资源。这说明，帮助人们改进其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提供反馈。

对于是否在政策设计中采用“自由意志的家长制”方法，我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因为我们必须先相信政府是无私而善良的，才能相信它会为了我们的利益，帮助我们改善决策。但是，这一方法也给了我们很多日常生活的启示。家长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也是发自内心的，为了让孩子和学生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是该奉行毫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原则，粗暴独裁的专制主义原则，还是找到一种中庸的“自由意志的家长制”呢？

显然，一个当代“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应该致力于反对这种干预主义的现代新形式，昨天的文章《行为经济学与助推》提供了一次不错的尝试。

行为经济学与助推

@经济学人集团 今天的一条微博提到了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的著作《助推》：

自从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2008年出版《助推》（Nudge）一书以来，作为行为经济学中的时髦理论，助推理论催生了上千种低干预政府政策，热度大增。

前阵子帮Peter G. Klein教授编辑和翻译的文集里，也有一篇文章是点评理查德·塞勒的，正好发出来大家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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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G. 克莱因 文

熊越 译

2017年10月9日

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泰勒是行为经济学的领先实践者，将心理学应用于评价、选择、交换和定价问题。遵循米塞斯，大多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对行动学（行动的逻辑分析）和心理学（行动前后的行为动机和影响）进行了明确区分。[1]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却走了另一条路，越来越倾向于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希望能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更丰富、更可靠的解释。毕竟，如果人被建模化为“最大化他们的效用”，而效用被理解为一种幸福的心理状态，那么为什么不将心理学引入分析呢？

卡尔·门格尔的评价和选择理论——在庞巴维克、费特、威克斯蒂德、米塞斯、罗斯巴德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得以发展——是一个逻辑概念，而不是行为概念，并且行为经济学家们识别出的大多数所谓“悖论”都不适用。[2] 泰勒今天说：“为了做好经济学，你必须牢记人们（people）是人（human）”——也就是说，人类行动者不是体现在新古典模型中的超级计算机。确实，他们不是。但是，在新古典选择理论的工具中加入心理学可能不是一个进步。当然，了解心理学对于企业家、历史学家和应用经济学家来说很重要。但是，米塞斯所理解的经济理论是一种独立于行动者特定心理动机的逻辑演练。

除了他更多的技术性贡献之外，泰勒还是行为经济学的一大普及者，尤其是通过他与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合作。泰勒和桑斯坦认为，由于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即，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解，他们的效用并未最大化），政府可能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干预——不是通过禁止或强制特定行为——而是通过缓缓地“助推”人们。（例如，法律可以强制超市将健康食品放在商店的前面，强制雇主自动将员工注册到退休储蓄账户中，除非他们特别选择退出，等等。）泰勒和桑斯坦甚至称之为“自由主义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将其与更严厉的政府干预措施区分开来。

大卫·戈登（David Gordon）评论了他们非常受欢迎的书《助推》（Nudge）并且——正如你可能会料到的那样——识别出这本书的一些严重问题。[3]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设计和实施行为助推的行动者自己是“非理性的”，就像所有人类行动者一样，那么我们为什么期望助推能够改善社会结果呢？[4] 我认为，更一般地说，行为经济学经常重新包装应用经济学家、商人、历史学家等众所周知的简单想法，并把它们当做是新颖而令人兴奋的实验室发现。[5] 史蒂文·普尔（Steven Poole）在2014年的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指出， 这些发现中的大多数并不适用于现实世界，除了其他方面，人们在实验室中的行为方式非常特殊，而这些方式实际上非常“理性”。（甚至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仍然不相信。）

总体而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很高兴泰勒的诺贝尔奖为关于估值、选择和交换的基本思想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尝试理解人的行为的对话打开了大门。更重要的是要提醒人们，行动学提供了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平行但独特的批判。

更新：马里奥·里佐在这里有一些有用的想法，也是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来看的： https://thinkmarkets.wordpress.com/2017/10/09/richard-thalers-nobel-prize。

[1] 例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说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意思是以目标为导向），而不是理性的（意思是在实现目标上是成功的）。参见Robert P. Murphy, “Psychology versus Praxeology,” Mises Daily, October 9, 2003；可见于：https://mises.org/library/psychology-versus-praxeology. 另见Frank Shostak, “Behavioral, Experimental, and Austrian Economics,” Mises Daily, October 27, 2002；可见于：https://mises.org/library/behavioral-experimental-and-austrian-economics.

[2] 一个稍有些技术性的例子,参见我对吉芬财货（Giffen goods）的评注；可见于：https://cpb-us-w2.wpmucdn.com/sites.baylor.edu/dist/a/122/files/2016/06/giffen-t82d17.pdf.

  参见David Gordo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by Richard H. Thaler and Sunstein”, Mises Review, 14:2 (Summer 2008)；可见于：https://mises.org/library/nudge-improving-decisions-about-health-wealth-and-happiness-richard-h-thaler-and-sunstein.

[3] 马里奥·里佐（Mario Rizzo）和格伦·惠特曼（Glen Whitman）巧妙地将其称为“新家长制的知识问题”。参见Mario Rizzo and Glen Whitman, “The Knowledge Problem of New Paternalism,” BYU Law Review 2009: 4, (2009), pp. 905–68；可见于： https://digitalcommons.law.byu.edu/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redir=1&article=2461&context=lawreview.

[4] 参见Peter G. Klein, “Does Behavioral Economics Offer Anything New and True?”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May 21, 2010.

[5] Steven Poole, “Not So Foolish,” Aeon, September 22, 2014；可见于：https://aeon.co/essays/we-are-more-rational-than-those-who-nudge-us.

米塞斯与女性

今天无意中刷到一条微博：

近讀Korsgaard的文章，她說羅爾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成就，是培養了很多著名的哲學家，而且其中女性佔了很大比例，如O’Neil, Herman, Korsgaard, Neiman, Hampton, Anderson等。她現身說法，提出了一個解釋：“I believe that one reason that women flourished working with Rawls is that we were allowed to feel that we were philosophers, not ‘women philosophers’.”

这让我想到了米塞斯。在帮忙校对《米塞斯大传》的时候，我同样注意到了米塞斯对女性经济学家的这种尊重。正如他的妻子玛吉特·冯·米塞斯（Margit von Mises）在《米塞斯夫人回忆录》中所写：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女性的伟大捍卫者，从不怀疑她们的心智能力或潜力。他在维也纳的研讨班以众多才华横溢的女性而闻名，她们参加并后来成为经济和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M. Mises 1976, 141）。

首先，在米塞斯身处的年代，女性刚刚获准进入大学学习：

……，新教徒自 1778年以后可以获得学术学位，而从1782年开始，犹太人获准可以进入法律系和医学系。一个世纪后，女性也可以入学了，首先是哲学系 (1897年) ，接着是医学系 (1900年) ，然后是法律系 (1919年)。（许尔斯曼，2007，第42页）

传统的男子中学一直为年轻精英阶层提供广泛的古典教育，以使他们适应大学阶段的研究，并为将来担当政府部门的重任做好准备，而女子学校则更注重具体的职业教育。直到此前不久，女性才获准许参加中学毕业考试(Matura exams) , 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但是，这些考试只在男子中学举行，因此，女孩必须在自己学校专设的毕业班(Abiturientenklassen)进行备考训练，考试当天再到就近的男子中学参加考试（许尔斯曼，2007，第124页）。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当时应该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积极地拥抱这种变化，但米塞斯并不是这样的守旧者。对此，许尔斯曼写道，“米塞斯是少数居于领袖地位而能积极支持年轻女性知识分子的先驱之一”（许尔斯曼，2007，第279页）。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米塞斯于1907年进入女子贸易学院（Trade Academy for Girls）任教，为高年级学生讲授经济学。她们成了米塞斯的第一批学生。11年后，米塞斯离开一战的前线回到学校，他的主要学生仍然是女性：

1918年春季和夏季，他负责讲授一门大学银行理论课程，同时也为一些学生的课外阅读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议。当时还不允许女性进入法律与政府科学系就读(两年后才可以) ，不过米塞斯课程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年轻女士。因为战争的缘故，留在维也纳的男生极少。这些女生可能来自哲学系，自从1897年以来，女性就可以进入哲学系就读（许尔斯曼，2007，第189页）。

最终，米塞斯培养出了不少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

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有海伦妮·利泽尔、玛丽安娜·赫茨菲尔德等人。 利泽尔、赫茨菲尔德、伊尔塞·明茨(Ilse Mintz)、玛尔塔·斯特凡妮·布劳恩、伊丽莎白·埃弗吕西等都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的固定成员（许尔斯曼，2007，第279页）。

尽管米塞斯无法为她们安排大学里的教授职位， 但他还是设法帮她们谋得了能让她们继续追求学术的好工作。许尔斯曼写道：

米塞斯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女学生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他安排玛丽安娜·冯·赫茨菲尔德(Marianne von Herzfeld)和海伦妮·利泽尔(Helene Lieser) 担任奥地利银行和银行家协会 (Association of Austrian Banks and Bankers) 的经济学家。海伦妮·利泽尔是奥地利首位获得政府科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后来成为位于巴黎的国际经济协会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秘书。米塞斯的另一位女学生玛尔塔·斯特凡妮·布劳恩，后来在布鲁克林大学和纽约大学担任教职，……（许尔斯曼，2007，第240页）

William的合作者Vicente Moreno-Casas在2021的The Independent Review文章Ludwig von Mises as feminist economist中进一步讨论了米塞斯和女性的问题。Vicente指出：

米塞斯的政治哲学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参见Mises 1985）。既然如此，米塞斯写关于女性和女权主义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女性问题出现在19世纪，是该时期关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原则的结果。这在最早的两本现代女权主义出版物中得到体现：Olympe de Gouges的小册子《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1791）和Mary Wollstonecraft的《妇女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 1994） 。另一位提到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著名古典自由主义作家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他出版了《女性的臣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初的奥地利，女性问题已经在社会主义圈子中讨论，但主要是在自由主义团体中（Becchio 2020）。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塞斯延续了长期以来担心妇女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传统。

米塞斯也看到了左派对女性权利运动的诱惑。Vicente写道：

似乎他【米塞斯】意识到女权主义正受到社会主义者的诱惑，他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对自由非常有害。因此，他想对女权主义做出本质的区分。他说：“只要女权主义试图将女性的法律地位调整为与男性的相同，只要它寻求为她提供法律和经济自由，以根据她的倾向、愿望和经济环境发展和行动——只要在这个程度，它就不过是主张和平与自由演化的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当它超越这一点时，它攻击社会生活的制度，并认为它可以消除自然障碍，它是社会主义的精神之子” （1951，101）。

熊彼特论方法论个人主义

很早之前草草地翻译过熊彼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提取码: skvm》（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提取码：7jjc）一文，最近冯老说要看，所以我又改了一个版本（仍然是速译，那一代人的行文非常拗口，所以仍然可能有不少错误）。

本文是熊彼特第一本著作《经济理论的精髓和主要内容》（Wesen und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 ekonomie）的一部分，此时的熊彼特仍然是一位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影响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只是后来熊彼特逐渐偏离了这种方法，所以他的《精髓》一书一直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他想回避这段历史。

尽管如此，《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文仍然是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最佳说明之一，所以后来它被单独翻译、出版，哈耶克还专门为它做了序。弗兰克·范·邓（Frank van Dun）这样总结了这篇文章：

1. 19世纪下半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失败丝毫不减损方法论个人主义理论的有效性。

2.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优点应该从方法论的成果来考察；不是从其政治用途（或滥用）来考察。

3. 个人主义并不否认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社会存在”，其行为受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制约。相反，它试图将社会现象解释为从行动的人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

4. 在经济学中，抛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既然目的是解释价格体系的运作（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就不能使用“国民收入”、“社会资本”等集体主义概念，因为这些已经预设了定价过程。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原则确实给出了一个充分的解释。

罗斯巴德与垄断价格理论

之前我翻译过Matt McCaffrey、Joseph T. Salerno和Carmen Dorobat合作的论文《作为”文化-历史事实“的垄断：奈特、门格尔与制度的作用》（提取码：bpfv），后来Matt在他的Twitter里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罗斯巴德对经济理论的重要且经常被误解的贡献之一是他的垄断价格理论。 人们有时会抱怨他的做法等于创造了他自己对垄断的定义，但他的洞见不止于此。

他意识到垄断和竞争的标准描述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并且本身是武断的和非现实的。 特别是，在自由市场中，竞争价格的概念很难定义——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此外，在拒绝当时的标准描述时，他并不是在发明自己的垄断理论，而是在从门格尔到费特到弗农·蒙德（Vernon Mund）再到米塞斯的一大批经济学家的工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Joseph Salerno、Carmen Dorobat和我认为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也是垄断价格理论中门格尔传统的早期成员。 尽管有了他们的洞见，但该理论直到《人，经济与国家》才被完全阐明。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作为一项进步研究计划的未来——一次十三年前的激烈争论

2009年，马里奥·里佐（Mario Rizzo）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下了这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什么？》，以解释他和O’Driscoll的经典著作《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的起源，以及他如何在《新帕尔格雷夫词典》中讨论奥地利学派传统中的“当前工作”。随后，彼得·贝奇（Peter Boettke）在自己的博客开了这个叫《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作为一项进步研究计划的未来》的帖子，表示自己认可马里奥所说的：

“因此，一个可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必须只是松散地构想出来的，否则它将不再作为知识增长的工具。”

然后，就有了这次我见过的火药味最浓的奥地利学派内部争论。一开始我想仅列出部分有价值的讨论，但整个讨论实际上都太精彩了，所以我翻译了全文。【】内是我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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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Lesvic：

里佐教授写道，

“因此，一个可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必须只是松散地构想出来的，否则它将不再作为知识增长的工具。”

相反，它必须经过严格的构思，否则它将成为无休止地分散经济注意力的工具，并成为无视实际进步的借口。

而且，从我可以在这里发表我的观点，但不能在里佐教授自己的网站上发表这一事实来看，我们还必须将这一点添加到他对奥地利经济学的定义中：它是教条主义的。

有没有什么东西对你来说不是太遥远，也不会过多地分散你对经济学的注意力？ 而且，当你关心其他人的事情时，你将如何关心自己的事情？ 在为他们解决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问题之前，先解决经济学家的问题如何？

如果你不知道经济学中还有什么问题，我很乐意通知你。

理查德·埃贝林评论：

让我提供一个历史观点来支持马里奥的论点。

奥地利学派的前几代人在对待其他经济思想学派的支持者的方法或态度上既不教条也不封闭。

奥地利学派是通过辩论和意见分歧而发展起来的。毕竟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对评估边际效用的基础提出了质疑。门格尔毫不犹豫地对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庞巴维克的学生之一弗朗茨·丘赫尔（Franz Cuhel）毫不犹豫地让他的老师解决基数或序数效用问题。

与此同时，这些早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非常愿意与替代方法的支持者进行讨论。维塞尔，尤其是庞巴维克在期刊上与边际效用理论的反对者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庞巴维克似乎很喜欢他与Francis Edgeworth就数学在效用理论中的应用以及与John Bates Clark就资本和资本财货的性质和经济意义进行交流。

想想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大辩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认真对待社会主义者的论点并重新思考他们对市场运作的理解，很难想象米塞斯或哈耶克将如何发展和完善他们的想法。

一些人已经注意到早期的哈耶克（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方法进行思考）与后来的哈耶克之间的区别，后者开始强调市场是一个分散的动态过程。

哈耶克对“竞争的意义”和“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的思考，无疑是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理论和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提炼者的挑战。

或者以米塞斯为例，他经常被视为思想封闭，不能容忍自己以外的任何想法。然而，请阅读他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文章。米塞斯在他同时代的历史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所有著作中被广泛阅读。他在方法论问题上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了解他那个时代所有“前沿”欧洲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埃德蒙·胡塞尔、恩斯特·卡西尔，以及许多美国人，如约翰·杜威和欧洲哲学。实用主义。他了解并同情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新浪潮”。他不是一个拘泥于 19 世纪思想的死板思想家。

他关于这些方法论主题的文章出现在当时主要的德语期刊上。而他的对手之所以认真对待他，正是因为他认真对待他们，不管他的写作风格有时显得多么苛刻。

而在《人的行动》中，米塞斯显然一直在跟上包括海森堡在内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哲学的领先文献，并将其与他自己的想法并列并重新思考。

用更现代的术语来说，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将他们的方法和方法视为“进步研究计划”，而不是“封闭系统”。

这应该是20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两位主要成员激励21世纪几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榜样。

愿我们希望在2071年，庆祝奥地利学派成立200周年之际，那个时代的奥地利学派人能够回首往事，回顾学派接近世纪末的惊人成长和新方向，让我们惊叹不已当我们看到 20 世纪的奥地利学派人留给我们的创意遗产时。

理查德·埃贝林

杰瑞·奥德里斯科尔评论：

当然，理查德的帖子非常出色。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它需要被发布出来。米塞斯最亲近的学生在重要观点上意见不一。

穆雷·罗斯巴德经常为米塞斯辩护，但也在某些方面批评了他。他认为方法论在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而且，当然，穆雷批评米塞斯声称的一致的价值中立（wertfrei）分析。 （我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是注意到差异。）

和其他人一样，我发现哈耶克乐于接受挑战。的确，他乐在其中。当学生站起来聪明地质疑他所说的话时，任何真正优秀的教授都会很高兴。

正如马里奥和理查德各自建议的那样，米塞斯通过挑战和被挑战得出了他的观点。正是通过该过程——而且只有该过程——我们才能更接近真相。定义科学的是过程，而不是某一时刻的最终结果。

然后，本次讨论里最重要的反对者Nikolaj出场了【注意，不是Nicolai J. Foss】:

埃贝林教授的帖子很棒，但不一定支持里佐的文章。它只是解释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来都不是思想封闭和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总是阅读和评论广泛的主题和学科，并通过批评彼此的工作并以此方式完善理论来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很公平。 

然而，说大多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心胸狭窄和未受过教育是一回事，与里佐所说的断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能作为“定义松散”的计划完全不同。第一个不一定意味着第二个。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直是一个非常严格和独特的研究项目。米塞斯研究和评论了凯恩斯、德国历史学派、新古典学派的著作，但他从不说自己“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奇妙的东西”，但始终明白自己的任务是驳斥他们的错误理论。加尔布雷思曾经对哈耶克说：“他从来没有把任何东西归咎于他的对手，除了智识上的错误。”

我不想暗示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保留为一个独特的、对抗性的研究项目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但是，放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定义的唯一情况是主流是否接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原则。但是，据我所知，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当主流经济学家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并非完全一无所知时（通常是这种情况），他们会拒绝它。Bryan Caplan的谩骂(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正确的东西不是原创的，而原创的是错误的)最能反映这种普遍看法。Caplan、Cowen、MAnkiw、Fama和Demsetz（或Friedman）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吸收了什么？几乎没有。 

我认为里佐的套话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放弃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更具争议性和更本质的部分（原始的，那些不为主流所接受的部分，如资本理论、信贷周期、对方法论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 并将其视为思想开放和缺乏宗派主义的标志。除了职业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主流期刊上的引用次数之外，对我来说似乎没有前途。 

Peter Leeson不久前在这里写了一篇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文章，其中他提出了通过更好地摧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来保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想。他警告年轻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如果他们想在这个行业保持重要性，并且想要像里佐所说的那样，把它当做“一个进步研究计划”，就要避免撰写有关经济计算、资本理论、信贷周期、行动学、方法论和类似内容的“恶习”。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萨勒诺所指出的那样，完全停止将自己描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会更好。这难道不是心胸狭窄和宗派主义的最坏表现吗？我们不是已经从我们优秀的非奥地利学派老师那里学到了经济学只有好的和坏的吗？那么，进一步保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那个理论派别（无论多么“松散地定义”）的理由是什么？所以，我建议里佐（和其他“松散”的奥地利学派人）停止用那种宗派的奥地利学派标签来折磨自己，而简单地成为“好的经济学家”。

【已故的】史蒂夫·霍维茨：

是熊彼特在他对《通往奴役之路》的书评中谈到哈耶克，他从不把智识错误之外的任何事情归咎于他的对手。鄙视哈耶克的不是加尔布雷思。 

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但Nikolaj对里佐的误读表明这里有一个模式。我几乎看不到马里奥建议我们放弃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研究以及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评。相反：马里奥在过去 18 个月中使用奥地利学派资本和周期理论分析经济衰退的表现非常出色。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一生都在批评实证主义并捍卫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独特性。 

Nikolaj，你读过《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吗？ 

关于这条评论的问题还有很多话要说，但考虑到对马里奥的误读，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回复了。

但是，他马上又回复了：

让我再问Nikolaj另一个问题： 

你是否阅读过马里奥的帕尔格雷夫文章（该文章为他在ThinkMarkets的帖子奠定了基础）？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奥地利学派宏观和资本理论的。如果你需要一点帮助，请访问：http: //thinkmarkets.files.wordpress.com/2009/11/palgrave-final-proof1.pdf

杰瑞·奥德里斯科尔补充：

我将对Nikolaj的声明添加评论。他断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直是一个非常严格和独特的研究项目。”他以“米塞斯”开始下一个句子。 

米塞斯既不是奥地利学派的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正如理查德耐心地解释的那样，早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之间存在许多差异，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从外部看，学派通常没有严格定义，但主要是包容性的。这一传统影响了许多其他著名经济学家，从欧文·费雪到Axel Leijonhufvud、Armen Alchian、James Buchanan、Henry Manne和Vernon Smith。德姆塞茨在产权方面的工作与《人的行动》中的米塞斯相似。否认影响只是一种无知的说法。 

有一个独立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统，它受到哈耶克的影响并反过来影响了哈耶克：科斯和瑟尔比是在这一传统中写作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关于这一点，阅读 布坎南的《成本与选择》。 

在其他方面，我赞同史蒂夫的回应：一篇文章中有很多误读。

Pietro M.【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要补充一点，在回应我的评论时，里佐教授在评论中明确表示资本理论很重要 

为了不使评论混乱，我没有补充说，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实证调查很少（要说从不的话，有点过了）是结论性的”和“经济概念背后有严格的逻辑”（称其为先验可能是过度的，并且肯定是古怪的）。我对吗？

里佐教授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总结和建议非常非常好。

有一种趋势，特别是在教派和群众运动中，发展出一种整体性和狂热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中，选择总是在整体之间：全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或者全部新古典主义。【在中国的奥派群众运动中尤其如此】这与智识进步不相容：进步（就像拉赫曼式的增长一样）是关于单一部门的单一改进，而不是知识前沿的均匀和同质的扩展。:-)

PS Nicolaj：卡普兰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评估在我看来有点幼稚，但考恩的要好得多（他关于风险和周期的书很有趣），而且我经常想知道他是否试图将米塞斯翻译成现代金融语言（尽管有是差异，当然）。曼昆的事我还是不说比较好，因为他坦率地宣称，他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解源于对《通往奴役之路》的阅读，这或多或少有点像通过阅读本科教材来评估现代宏观理论。但是，我必须赞扬他承认这一点的诚实。:-)

杰瑞·奥德里斯科尔补充：

我喜欢Pietro的补充和他对进展的讨论。在更广泛的经济学学科中有各种学派。它们与彼此以及更广泛的“中心”相互影响。

芝加哥正在为科斯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大多数经济学家没有理解科斯更大的贡献（超出科斯定理）。新制度主义者理解了（另一个学派）。

来点更具争议性的：我认为学界从未吸收过公共选择。在实践中当然没有，因为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讨论都忽略了公选。

我可以说更多，但我会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Nikolaj:

如果你阅读里佐在Think Amrkets上的帖子，你会看到他列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这是列表：

“(1) 人的决策的主观但社会嵌入的质量；(2) 个人对时间流逝的感知（‘真实时间’）；(3) 期望的根本不确定性；(4) 社会中显性和隐性知识的去中心化；（5）个人行动，尤其是企业家精神所产生的动态市场过程；（6）价格体系在知识传递中的作用；（7）在知识传递中文化规范和其他文化产物的补充作用（‘制度'）；以及（8）社会制度的自发的——即非中央指导的——演化。”

你能在这里找到资本理论、信贷周期理论、经济计算或对方法论实证主义的批判吗？或者只是柯兹纳版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组合，强调了当今流行的制度主义口号，如“社会制度”、“社会嵌入的实践”等等？或许里佐认为商业周期或货币、方法论等一些“老”的奥地利学派核心主题是“重要的”，但显然它们还不够重要，不能被列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核心研究主题列表。

杰瑞·奥德里斯科尔，

如果我们将影响力定义为像你所做的那样宽泛的定义，甚至将欧文·费雪列为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影响”的人，那么每个奇迹都是可能的。为什么不将弗里德曼归类为隐藏的奥地利学派学家？他非常钦佩哈耶克，认为他的一些书非常好。不幸的是，他的经济理论很糟糕。

至于布坎南，我知道他的《成本与选择》基本上是一本“奥地利学派”著作。但是，除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今天谁会读《成本与选择》？谁在主流经济学期刊中引用了《成本和选择》？

史蒂夫·霍维茨：

N【ikolaj】写道:

“如果你阅读里佐在Think Amrkets上的帖子，你会看到他列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

再一次，你的阅读技巧出卖了你。里佐解释了该列表是什么：它是主题（themes）的列表。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这些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topics）。他只是说这些都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工作中的重要主题。

再说一次，去读《帕尔格雷夫》的文章，看看里佐选择谈论什么作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近期工作”。这是本学科最负盛名的汇编之一。鉴于读者，他首先讨论什么？宏观和资本理论。

如果一个人无法区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使用的理论方法（“主题”）和研究的实质性主题，那么他应该远离这次讨论，因为他只是在挖一个更深的洞。

让里佐的论点以他的实际话语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他在一本主要参考书中的一篇文章中讨论的工作。无论这个人多么卖力，理论主题都不是“最重要的研究主题”。

杰瑞·奥德里斯科尔：

Nikolaj，

将庞巴维克和费雪联系起来既不“宽泛”，也没有争议。谷歌搜一下庞巴维克 和费雪，你会找到大量文献，关于庞巴维克和他的“年轻同代人”欧文·费雪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保罗·萨缪尔森在1994年的文章中的话）。你的“影响”概念似乎是“同意”。庞巴维克影响了费雪，但费雪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理论。

另一方面，你倾向于说，如果有人同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立场，那他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你说“《成本与选择》基本上是一本‘奥地利学派’著作。”奇怪的是，布坎南在序言中准确解释了为什么不是这种情况，他指出，只有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本的主观主义理论才得到充分发展。他接着观察到“正统的成本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它的奥地利学派渊源”。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所有的现代经济学都受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影响，因为早期奥地利学派的部分理论被纳入了现代经济学。这一事实，即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他们学科的历史知之甚少，在决定影响上根本不重要。

当然，一些当代经济学家承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影响。罗伯特·卢卡斯承认了。他将他的工作与哈耶克联系起来，这让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感到不安，但就他所说的而言，卢卡斯是正确的。

如果你要对一篇文章发表评论，你应该阅读它。马里奥的帖子引用了他的文章。与你的断言相反，它首先讨论了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包括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

Nikolaj回复杰瑞·奥德里斯科尔：

杰瑞，

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和他的“年轻同代人”哈耶克之间当然也存在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但没有人会说凯恩斯影响了哈耶克，或者其他。当然，莱布尼茨和洛克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但没有人会认为莱布尼茨“受到洛克的影响”。

里佐在他的博客TM上的帖子中的关键句子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科学思维的框架必须是一个松散定义的结构。它不能预先确定在该结构中将学到什么。”

说“科学研究框架不能预先确定在该结构中可以学到什么”是什么意思？哪个框架可以预先确定结果？只有宗教教条。什么可以被认为是传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宗教教条？我不确定，但可能是门格尔-米塞斯的演绎主义方法，它拒绝通过实证检验学习经济学新事物的可能性。所以，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米塞斯演绎主义和先验主义的攻击，但没有勇气这么公开地说出来。但是，我不确定。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除非里佐决定告诉我们。进一步听他说：

“它（框架）必须提供指导，而不是僵化的指导。它的原则必须是开放的，但当然不能一下子改变——也不能朝任何方向改变。但没有什么是神圣的。”

似乎（但我又不确定）他想说优秀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应该接受一些传统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原则，但不应该太过分。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必须小心，因为如果他“一次性”放弃奥地利学派的原则，有人可能会指责他放弃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这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并不好。

里佐提供的主题列表的情况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高度可疑和选择性的定义，试图以一种几乎奥威尔式的方式将任何课题和主题不符合他的柯兹纳主义-制度主义紧身衣的人逐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例如，罗斯巴德或德索托当然不符合“最近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资格，因为你找不到“社会中显性和隐性知识的去中心化”；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没有“在知识传递中文化规范和其他文化产物的补充作用（‘制度'）”【这是对德索托的误解】。当然，你将无法找到“人的决策的主观但社会嵌入的质量”作为他们作品的主题。所以，这是高度宗派的“定义”，将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很大一部分排除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领域之外，只允许里佐和他一小群亲密朋友和灵魂伴侣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但是，它变得比这更糟糕。不仅研究不符合这10个“核心主题”的人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而且即使研究符合这10个“核心主题”的人也不会自动成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里佐在说无法给出定义。他甚至没有提供“松散的定义”。没有什么。听听他的新“定义”，下面这段空洞的反驳是否完全符合一次定义甚至一次澄清事物的尝试：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其他思想流派区分开来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不一样了。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发展起来。它试图将许多以前独特的奥地利学派主题纳入其中。需要不断地重新评估不同方法的区别。没有一种思想方法是停滞不前的。在过去35年左右的时间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最佳著作应该会让任何在奥地利学派复兴之初沉睡的Rip van Winkle【晚于时代的人】感到惊讶。

因此，一个可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必须只是松散地构想出来的，否则它将不再作为知识增长的工具。”

所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什么？课题、主题、方法论、主张？今天它与其他学派有什么区别？我们不知道。里佐不想告诉我们。但他希望我们将他视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权威。

这几乎是可笑的，但标题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什么”的帖子最终声称并不存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定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什么，为什么里佐一直称自己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为什么不是一位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制度主义-公共选择经济学家？或者只是“好的经济学家”， 像我建议的那样？

P.S. 我没有阅读在博客上链接的里佐的文章，因为我无法打开文件。如果那篇文章中的某些内容与他在帖子中所说的相反或至少在结论上有所不同，我当然会接受。 

史蒂夫·霍维茨：

如果你想知道里佐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请单击该死的链接并阅读他的《帕尔格雷夫》文章。Nikolaj，你是有多笨？

在他的参考文献列表中，你会找到对罗斯巴德、霍普、萨勒诺和德索托的参考文献。你会发现他们的著作被讨论过。这是里佐的开场白：“本文回顾了过去25年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将其与奥地利学派传统中早期的经典著作联系起来（但不详细讨论）。核心问题是商业周期理论、企业家精神、市场过程和经济制度、市场中的知识交流、自发秩序以及与法律和经济学有关的问题。”

说真的，相比你尝试阅读博客文章中各种无中生有的胡说八道和阴谋论，单击链接并阅读《帕尔格雷夫》条目，然后就事论事有什么难的？正如你在上面所承认的，你在这里进行了一些随意发挥，以使马里奥的论点符合你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什么，以及你对马里奥想法的想法的先入之见。

你最后声称质疑马里奥谈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资格，并暗示他正在以一种包括他的“朋友”的方式进行定义，而不是致力于某种真理概念，这是我期望从那些不能甚至花时间仔细阅读。

如果你无法阅读该文件，那么你应该有礼貌一些，而不是像你那样咆哮。马里奥（实际上，任何学者都是如此）值得更好的对待，而不是事后遮遮掩掩的道歉。

Nikolaj：

史蒂夫，我点击了链接，但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打开文件。我的电脑无法打开里佐的文件。如果你读过我的评论，你就不会说我愚蠢了。我试图打开该文件，但由于某种技术原因无法打开（我现在以另一种方式找到了该文件并将对此发表评论）。 

此外，你为了获得非常廉价的分数而扭曲了我所说的话。我并没有说里佐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定义为仅包括他的“朋友”，而是他的“朋友和灵魂伴侣”，显然不一定是个人朋友，而是所有同意他特定版本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无论是什么）的人。 

至于道歉，我没有向里佐道歉。我只是注意到我的解释是基于他的帖子的内容（你并没有反驳的解释）。我说，如果论文中的内容与博客文章中的内容不同，我会相应地修改我的评论。但这样的话，里佐将非常前后不一致，并且，我们就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写博客文章了。 

幸运的是，由于我同时阅读了《新帕尔格雷夫》的论文，他并没有丝毫不一致，我根据博客文章而归咎于他的一切，对这篇论文同样成立。实际上，这篇论文在某些方面似乎更糟。 

所以，文章的货币和银行业务部分；大约七页关于史蒂夫·霍维茨，加里森，甚至一整页关于“奥地利学派的”泰勒·考恩（!!!），三句话关于罗斯巴德和新货币学派。在这三句话中（括号中还有一个额外的注释），里佐成功地“呈现”了理论，与它保持距离，并提供一份（由他的“伙伴”霍维茨、塞尔金和怀特所写的）对新货币学派至关重要的作品清单。我称之为效率。 

此外，在论文的结尾处，用关于科斯定理的两句话讲了布洛克。与萨勒诺类似 ——大约两句话（加上括号中的一次简短提及:)）。 

总体而言，所有阿拉巴马学派【与米塞斯研究院相关的学者】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获得的空间比泰勒·考恩少两倍，后者根本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并且还公开诋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批评米塞斯和哈耶克标准理论的书在里佐的文章中占了整整一页，而德索托那本综合哈耶克经济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巨著【应该是指《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从未被提及！ 

所以，这篇文章读起来就像这样：让托洛茨基去撰写关于20世纪头几十年社会主义运动的百科条目，而他在文中删去考基和罗莎·卢森堡或把他们放进脚注，并用三页的篇幅去写一些俄罗斯的省级官僚。

史蒂夫·霍维茨：

我没有阅读你关于无法打开文件的评论，因为我正在写和发布我的，而你发布的是你的。

看，你可以不同意里佐对过去25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重要研究的解释。你在这个博客上不能自由地做的事情，尤其是当其他评论者向我抱怨它时，就是继续对里佐进行人身攻击。争论实质，停止指责他的动机。

如果你继续这种行为而其他人继续抱怨，你将被要求离开。

让我们明确一点：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因为你不同意里佐，而是因为你无法在不攻击其性格的情况下不同意内容。后者会让你被驱逐。

Nikolaj：

我不确定你在哪里找到了我的“对里佐性格的攻击”。我在评论中提到过他的性格吗？或者他可能的动机？我只是试图尽我所能解释他的模糊且有时显然毫无意义的断言（例如关于“无法预先确定可以在其中学习什么的框架”的断言）。

因此，我将你的最后评论理解为威胁，如果我继续批评里佐，我将被禁言，坦率地说，我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罗杰·科普尔：

想知道史蒂夫是否错误地指责尼古拉攻击里佐的角色的读者应该在这个线程中搜索以下短语，以查看它们是否是人身攻击的完整上下文。

“试图以一种几乎是奥威尔式的方式将教会逐出教会试图以一种几乎奥威尔式的方式将……逐出”

“只允许里佐和他一小群亲密朋友和灵魂伴侣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里佐不想告诉我们。但他希望我们将他视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权威。”

让读者们自行判断。

Nikolaj：

罗杰，

你提供的引文丝毫不能证明对我的指控。

第一句话的背景是里佐在他的帖子写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标准。如果你去读他的“奥地利学派核心主题”，你就会发现，如果它们确实是奥地利学派方法的独特特征，那么其他不符合这种模式（并且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人都会被逐出。他们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你可能认为形容词“奥威尔式”被夸大了，但这与对里佐的人身攻击有什么关系？

你完整引用的第二句话如下：“所以，这是高度宗派的‘定义’，将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很大一部分排除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领域之外，只允许里佐和他一小群亲密朋友和灵魂伴侣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里佐的性格在哪里？如果你阅读他在《新帕尔格雷夫》的文章，你会发现在过去 25 年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正是他的“朋友和灵魂伴侣”，例如霍维茨、塞尔金、怀特、加里森、贝奇、科因甚至泰勒·考恩，而阿拉巴马州的男孩们只在25页长的文章中被顺带提及了几句。

至于你的第三个“证据”，你也轻易地断章取意了。背景： 

“所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什么？课题、主题、方法论、主张？今天它与其他学派有什么区别？我们不知道。里佐不想告诉我们。但他希望我们将他视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权威。”

所以，很明显我批评里佐自相矛盾——写了一篇权威性标题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什么”的帖子，同时明确断言不能定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我丝毫没有提他的“性格”。

这很有趣，但表明某人已经无法再争论下去的最可靠迹象，就是他开始抱怨根本不存在的“人身攻击”。 

 马里奥·里佐：

我不会尝试回应所有这些，因为我的DVR上还有很多电视节目要看。然而，拒绝定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拒绝将其定义为“研究计划”并不是一回事。

在我的旧文章《米塞斯与拉卡托斯：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重新表述》（Mises and Lakatos: A Reformulation of Austrian Methodology，在I. Kirzner, eds. Method, Process and Austrian Economics: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中）中，但我尝试过（尽管不完美）详细阐述我所指的奥地利学派的研究项目。我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尝试扫描它并将其上传到我的bepress网站。

但关于它是什么，我自己的观点在《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中得到了最好的阐述。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Nikolaj”先生在这个博客上没有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完全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或者至少我对于谁在质疑我在这个主题上的发言资格没有最模糊的概念。

史蒂夫·霍维茨：

我愿意对读者进行民意调查，看看他们是否认为你在进行人身攻击。我愿意对读者进行民意调查，看看他们是否认为对你的指控是无法再争论下去的迹象。

毕竟，你一直在抱怨别人，却没有提供太多反驳。为什么我们中的任何人应该认为你在这里有任何权威？我认为有很多充分的理由认为马里奥有这种权威。而你？没有我能看到的证据。

罗杰·科普尔：

我的，我的，我的，Nikolaj。让我们回顾一下，好吗？我邀请读者们自行判断，找出这些段落被删去的地方，“以全面了解它们是否是人身攻击”。然后，你谈到我尝试的“证明”，并指责我断章取义地引用你的话。好吧，当然，让我们开始吧。

Pietro M.：

我昨天读了里佐教授的草稿，觉得很有趣。两年前，我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寻找“新奇事物”，但在查找参考书目时遇到了问题，现在我阅读得更好了，我发现至少在我喜欢的领域（宏观）我并不缺乏任何可阅读的东西和思考。这种带注释的参考书目非常珍贵。

我不明白为什么身份认同问题（将自己与世界其他人形成对比）被认为比科学问题（有助于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更重要。

Nikolaj：

Pietro M，

这正是我在阅读里佐的帖子以及这里的许多帖子时遇到的问题。他，以及这里的许多其他人，都迫切需要这种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认同。他们喜欢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当有人质疑他们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权利时，他们会做出愤怒和防御性的反应。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拼命地试图放松并尽可能模糊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定义，以至于里佐基本上在说没有定义是可能的。他们同样防御性地和愤怒地攻击任何声称他们的理论在许多方面与传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主要原理相矛盾的人。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差异：一方面，他们喜欢被贴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仅如此，还是“主流”和最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标签，另一方面，他们如此强烈地体现了这样的心态，即“任何事情都可以”-“包容”-”经济学只有好坏之分”-“让我们从那些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作无稽之谈的优秀人士那里学习美好的东西”。

彼得·贝奇：

Nikolaj， 

你想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我认为这里的任何人都不在乎你们对我们的称呼，我确实认为我们更关心我们的同行是否称我们为坏的或好的经济学家，或者更广泛地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称我们为坏的或好的社会科学家。 

换种方式说，珀西·格雷夫斯（Percy Graves）很可能是一名行动学家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忠实追随者，但他并不是一个比哈耶克更好的经济学家。我个人非常喜欢珀西（和他出色的妻子贝蒂娜，还有我尊敬的老师汉斯·森霍尔兹），但我在接受教育的早期也了解到，看法一致（agreement）不是评估思想质量的主要标准。我从未见过哈耶克，但他的思想品质和他作为领先经济思想家的地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哈耶克、马赫卢普、摩根斯坦——高素质的头脑。柯兹纳、拉赫曼、劳斯比（Loasby）、莱琼霍夫德（Leijonhufvud）——高素质的头脑。里佐、奥德里斯科尔、怀特、加里森等——高素质的头脑。尽管对他们有偏见，但这些思想在学术市场上得到了公正的回报。正是这些思想被要求在JEL等主要期刊（拉赫曼和柯兹纳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调查，以及怀特[和塞尔金]对自由银行业务的调查）；或者如《帕尔格雷夫》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这样的百科全书（哈耶克、马赫卢普、柯兹纳、里佐）中代表该学派。 

我不同意乔·萨勒诺在ThinkMarkets上关于这一问题（即穆瑞·罗斯巴德所理解的行动学是否可以作为评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真假的工具）所发的帖子。我尊重乔的立场（以及沃尔特·布洛克的立场），但我认为它应该被限定为如下：罗斯巴德所理解的行动学是从罗斯巴德-布洛克-萨勒诺-霍普那里获得灵感的那个经济学派的标准。让我们将那个学派称之为布鲁克林-维加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派。另一种传统起源于维也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约大学和乔治·梅森大学，其成员包括：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马赫卢普、摩根斯坦、拉赫曼、沙克尔、科斯、布坎南、柯兹纳、里佐、奥德里斯科尔、怀特和拉沃伊。 

我很乐意承认我是维也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约大学/乔治·梅森大学传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而其他人则属于布鲁克林/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传统。 

维也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约大学/乔治·梅森大学传统认为真理评估的标准更加传统。正如米塞斯所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将我们的理论提交给我们的同行进行批判性评估。因此，评估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原创性和被接受为更大经济对话的一部分之间的平衡行为。迈克尔·波兰尼可能最好地总结了这一点，他讨论了合理性、对其他专业人士的内在价值和原创性之间的平衡。 

那么我们如何衡量呢？ 

一种方法是将经济学界视为论点质量（因此也是头脑质量）的评估工具。它并不完美，但平均而言，我会说期刊或出版商的等级越高，著作越严肃；工作的大学等级越高，学者越严肃，等等。 

我们都希望最大限度地扩大对我们工作很重要的读者群；我们都希望与能够开拓我们知识前沿的优秀学生一起工作；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些学生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并与自己的学生一起工作。对！ 

正如彼得·克莱因在ThinkMarkets给里佐的帖子中所说的那样——我不想挑起事端——但我向所有嘲笑里佐文章的人提出了一个经验性问题——让我们根据给同行留下深刻印象的出版物、因工作而获得赞誉的学生、以及正在推进这些想法的学生的学生，看看对奥地利学派的两种不同视角的产出。我们能否列出所有在穆瑞·罗斯巴德手下撰写博士论文的学生的名单，并将他们的科学生涯与在柯兹纳手下（哈耶克手下；拉沃伊手下等）撰写博士论文的学生进行比较和对比。如果经验证据如此清楚地表明了如何在当代经济学家的科学界推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那么我们应该将其展示给所有未来的学生学习。对吧？ 

任何知识运动中都有很大的分工——教师、普及者、学者（仅举几例）。但是，当我们评估学派时，通常的标准是科学价值和学术贡献。这就是《新帕尔格雷夫》等文章中讨论的内容。实际上，考虑到布鲁克林/维加斯奥地利学派的表现，我实际上认为里佐的文章在某些方面是惊人地平衡的，而且当然并没有完全呈现维也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约大学/乔治·梅森大学的观点。

Nikolaj：

亲爱的贝奇教授， 

你的第一点只是说明了我的主要论点： 

“我认为这里的任何人都不在乎你们对我们的称呼，我确实认为我们更关心我们的同行是否称我们为坏的或好的经济学家，或者更广泛地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称我们为坏的或好的社会科学家。” 

那么，为什么你的奥地利学派同事如此关心将自己完全认同为奥地利主义，并通过将布鲁克林-拉斯维加斯-马德里学派简化为脚注来淡化其重要性？而不是因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的“同行”比可怕的罗斯巴德和他的追随者更看重他们而感到满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不对称性？ 

你的第二点完全是错误的，只是强调了这里的真正问题。你试图将你的乔治·梅森大学“部落”描绘成门格尔、米塞斯和哈耶克传统的唯一合法后代。来吧，这完全是荒谬的。罗斯巴德-布洛克-萨勒诺-霍普传统？为什么不是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罗斯巴德-布洛克-萨勒诺-霍普传统？你真的认为柯兹纳比罗斯巴德更有资格被称为“米塞斯主义者”吗？他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解释是唯一合理的吗？ 

你的评论非常好地说明了我之前谈到的一种对历史的宗派改写。你的帖子正是试图将你不同意的人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逐出。你公开说罗斯巴德和罗斯巴德主义者们不是米塞斯、哈耶克和门格尔传统的一部分，只是因为他们对米塞斯、哈耶克和门格尔的理解与你不同。 

这对贝奇教授来说是可耻的。你可以做得更好。 

“实际上，考虑到布鲁克林/维加斯奥地利学派的表现，我实际上认为里佐的文章在某些方面是惊人地平衡的，而且当然并没有完全呈现维也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约大学/乔治·梅森大学的观点。” 

哦，当然。一整页都是关于“奥地利学派的”泰勒·考恩的，但关于萨勒诺、布洛克、霍普、德索托和所有其他“布鲁克林、拉斯维加斯、马德里”的人加在一起只有半页！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彼得·贝奇：

Nikolaj， 

我并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对不起。我不像你那样看待科学世界。顺便说一句，你为什么不透露你的完整身份，以便我们进行诚实的对话。当我说话时，我很容易成为目标，因为你知道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 

顺便说一句，关于我所认为的奥地利学派研究计划，你可以阅读我在各种百科条目中的明确陈述——最近一篇是《简明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edia

）的，还有我在Blackwell Companion to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Warren Samuels等人编), Encyclopedia of Liberatarianism (Ron Hamway编) 等工具书中的条目。 

所以我是透明的，有明确的立场，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发表过，等等。我们对你和你的工作了解多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我是一个非常重视罗纳德·科斯的人，但我以编辑的身份发表了罗伊·科达托（Roy Cordato）和其他人对科斯的高度批评的论文。我发表了沃尔特·布洛克的论文。我还在一本编辑的文集里发表了乔·萨勒诺的论文，以及他的SDAE【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展协会】主席演讲。当我编辑《埃尔加手册》时，我邀请罗斯巴德写一篇关于100%储备的文章，他没有接受。在我与埃尔加合作的系列丛书中，我出版了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某些主张持怀疑态度的书籍，我还出版了专门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某种图景的其他作品——例如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编辑的任务与个体研究者的任务不同——一个是促进对话，另一个是追求自己认为合适的真理。编辑的功能更类似于科学共同体，而个体的角色更类似于，好吧，科学过程中的个体。 

我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要问你。这是一个经验问题。所以我们不会陷入个人问题。让我们从20世纪80年开始消除整个奥地利学派运动。你能说出20世纪任何一位不教博士课程又被公认为主要经济学家的人吗？请提供一份名单及其主要发表的贡献以及作为公认学者所获得的主要奖项和荣誉。 

让我为你提供方便。让我们看看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什么例子吗？让我们看看所有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获得者——有什么例子吗？ 

如果这个数字为零，那么这是否会让你暂停某些声明？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呢？

贝奇补充：

应该读过Ronald Hamowy（不好意思，Ron）。 

我在《简明百科全书》里的文章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Enc/AustrianSchoolofEconomics.html 

我偏离了“罗列者”和“定义者”，而是将奥地利学派呈现为坚持10个实质性命题。

Nikolaj：

亲爱的贝奇教授，

你没有回答我的基本问题：你为什么将罗斯巴德和罗斯巴德传统排除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外？你明确表示有两个学派，维也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约/乔治·梅森大学和布鲁克林/拉斯维加斯，暗示罗斯巴德与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和哈耶克无关。你还坚持那个说法吗？我觉得这很冒犯，并证实了我之前的说法，即你们乔治·梅森大学-纽约中的许多人喜欢将那些不同意你们的人从奥地利学派中完全驱逐出去。

至于你反复重复你的旧“费德勒的论据”（Argumentum per Federer，“作为公认的学者”谁有和谁没有获得“奖项和荣誉”以及类似的东西），除了这变得有点滑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你认为每一个贝茨·克拉克奖章的获得者本身都是伟大的经济学家，或者各种俄罗斯数学家，或者贡纳尔·缪尔达尔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都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仅仅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事实证明，你著名的“好的经济学”在引用次数和“作为公认的学者的奖励和荣誉”上有所减少。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或伊斯雷尔·柯兹纳相比，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或格里格·曼昆是真正的经济思想巨人。不清楚那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失败者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身上？与加尔布雷思、萨缪尔森或斯蒂格利茨相比，你更喜欢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如果你更喜欢的话）的依据是什么？

最后，我真的无法理解你强调20世纪大多数伟大经济学家都教授经济学博士课程的意义何在。当然，他们更有可能这样做，而不是教授分子生物学博士课程。但是，我不记得我否认了这个明显的事实。

然而，我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当然是迄今为止对凯恩斯做出最佳批判的人，是亨利·黑兹利特。他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他不是“公认的学者”，从“同行”那里获得的“荣誉和奖励”很少。可怜的亨利！ 

罗杰·科普尔：

Nikolaj，

我认为你一直没有抓住重点。每个人都同意你在你发现真理的地方得到真理。皮特【贝奇的昵称】关于博士课程、公认期刊等的回答的重点是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现实测试来判断什么是严肃的工作，什么不是严肃的工作。那个测试是不完美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业余爱好者可能会掌握真理但不为人知。毫无疑问。但如果科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那么这种不公正现象将很少见。例如，考虑一下玛乔丽·赖斯（Marjorie Rice）。她是一位未经训练的家庭主妇，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一种固定飞机的新方法。她的作品得到了认可并以适当的出处发表（Schattschneider, Doris. 1978. “Tiling the Plane with Congruent Pentagons,” Mathematics Magazine, 51(1): 29-44）。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真正好的东西即使仍然是少数人的观点，也会得到普遍认可。例如，在1975年，经济学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创新的声音关闭，但从那时起它已经完全开放，许多新的有趣的想法已经进入主流并得到认可。

这些事实与你抱怨某些作家被错误地忽视有关。是的，也许他们被错误地忽视了。但皮特始终指出的现实检查认为另一种可能性更大，即他们被正确地忽略了。是否真的有可能，科学对相互竞争的科学愿景持开放态度，而唯一的例外是你支持的一个愿景？是不是更有可能你的首选观点 1）有缺陷，或 2）没有被你的首选作者很好地代表？

也许一点自我反省会建议你应该少谴责学术界的不公正，多努力改进你喜欢的论点？

 彼得·贝奇：

Nikolaj， 

声称亨利·黑兹利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并且是对凯恩斯的最佳批判的作者，这说明了我的观点——你混淆了看法一致和论证质量。我同意亨利·黑兹利特的观点，我会说他是最优秀的经济记者和自学者之一，但他不是专业的科学经济学家。他的论证不符合为它们设定的任务，尽管它们是提示性（suggestive）。赫特（Hutt）是对凯恩斯的更好的批评者，但即便如此，与拥护者相比，他也很弱。因此，他的论点必须得到改进，并且这种改进是由莱琼霍夫德等思想家提出的。

好的，所以我不会冒犯，让我加上维也纳（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但不是能添加到布鲁克林/拉斯维加斯的传统中那个维也纳（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米塞斯、熊彼特、迈耶、哈耶克、舒茨、摩根斯坦、马赫卢普、哈伯勒）。我们也可以将佩斯【萨勒诺】和洛约拉【布洛克】加入名单——哦，我猜还有马德里【德索托】。好的。只要明白，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术传统比穆瑞·罗斯巴德试图以他对米塞斯的理解来建立的要广泛得多。是的，我公开发表过，我认为相比罗斯巴德和罗斯巴德主义者们，柯兹纳和埃贝林都是米塞斯更忠实的追随者。但这是一种学术评估，而不是规范评估。

我关于博士课程教学的观点很简单（但你显然错过了这一点）——除非你这样做，否则你作为一位研究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你想成为公认的经济科学和学术的重要贡献者，那么这里的目标非常明显。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在顶级主流期刊上发表文章（看看JCR和经济学排名前200的期刊——这里有200种，而且你不只是在其中发表文章，你必须写会被引用的文章——所以，是的，引用计数也很重要），和/或与领先的学术出版商（普林斯顿、剑桥、牛津、芝加哥、密歇根、斯坦福等）合作。你发表的期刊排名越低，与你合作的出版商的声望越低，在高影响力工作中任教的可能性就越低。

让我们同意——如果奥地利学派获胜，这个传统将有人在哈佛、芝加哥、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排名前5的系）任教；我们将拥有顶级期刊（AER、JPE、QJE等）的编辑；我们将有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也有一些人是 AEA主席、被AEA认可为杰出会员等。

这些科学成就的衡量标准或这些高等学府也不会消失，或者影响力逐渐消退。 （这是一个可以反驳的经验假设，但只能通过相反的数据而不是坚持认为它们不重要或跺脚和对着月亮嚎叫）。

如果我们认真地在全球经济学家的科学共同体推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那么我们的努力将集中于从事追踪真理的专业活动，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在有声望的出版商的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文章来获得专业认可，并在最高水平的教育和最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任教。

然而，我并不是要将任何人排除在任何运动之外——但我很认真地区分（从我的经验中收集到的）策略，这些策略有助于在学界内推进思想，而那些实际上会破坏专业发展。

但我确实认为有很多人想把我排除在他们对奥地利学派运动的看法之外。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但我只想在他们的努力中要求他们区分了我被排除在什么传统之外，以及他们认为我在从事什么工作。

皮特

 史蒂文·霍维茨：

Nikolaj的评论（即黑兹利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凯恩斯最好的批评家）表明所有人都需要清楚自己判断对经济学学科（而不是杰出的经济新闻和倡导自由市场）的贡献的能力——正如皮特所说。我和下一个人一样爱 黑兹利特，但Nikolaj的评价还差得很远。

给Nikolaj的问题：请说出一位专业（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在政策和/或理论方面与你有很大不同，但你仍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真诚地努力推动真理。

（顺便说一句，这是我经常向左翼朋友提出的挑战的一个版本：说出一个保守派或自由主义者的名字，你认为他是一个聪明、善意的人，他关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在如何做到这一点上却错了。做吧。不出所料，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最常见的答案是科林·鲍威尔，他几乎不是保守派，如果不是完全不是的话。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可以在某个时候玩，看着他们证明自己最终相信——正如我打赌N也是如此——他们不同意的人要么是愚蠢的，要么是邪恶的。）

彼得·贝奇：

史蒂夫， 

我对你的挑战的回答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认为他绝对是个聪明人。 Jon Elster、Albert Hirschmann、Kenneth Boulding和Warren Samuels将在这个名单上——我从我严重不同意的人身上学到最多的人。 

我认为这种无法区分我们同意的人和那些聪明的、认真寻求真理但不同意我们的人是智识成熟的主要绊脚石。世界不能整齐地划分为愚蠢的、邪恶的和赞同我的。有志的年轻人越早了解这一点，就越好——他们将寻求更多相互学习的机会。

 彼得·G. 克莱因：

挑一点点，只是为了好玩：

“你能说出 20 世纪任何一位没有在博士课程中任教的主要经济学家——通常被认为是主要经济学家吗？”

是的，罗纳德·科斯。

:)

彼得·贝奇：

彼得， 

你知道这并不完全正确——罗纳德·科斯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博士课程中教了几年，事实上，当他写关于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论文时，他就在弗吉尼亚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弗吉尼亚大学，他是Richard Wagner的核心微观经济学老师。 

此外，加州大学法学院的教学并没有真正被忽视。 

但我真的对这个问题很好奇——你能想到其他例子吗？ 

皮特

杰瑞·奥德里斯科尔：

以免我们过分沉迷于证书，近来哪位著名经济学家教过博士课程，但他们自己却没有博士学位？今天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呢？这有关系吗？

彼得·G. 克莱因：

皮特，是的，当然，我只是在刺激你。科斯在布法罗的任命也可能是在经济系。我不确定。我的观点是，科斯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一所法学院度过的——当然，这是一所享有盛誉的、以研究为导向的法学院，但并没有定期教授或指导博士生。（我想可以将其他人包括在这一类别中，例如亨利·曼恩、理查德·波斯纳、理查德·爱泼斯坦等） 

更笼统的一点是，在对博士生和初级教师的影响上，你可能定义得有点过于狭隘了。哈耶克被公认为米塞斯的“学生”，尽管他的博士论文是由维塞尔指导的。事实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第四代中，只有马赫卢普是米塞斯的直接博士生。罗斯巴德的博士论文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多夫曼指导，而不是米塞斯。穆瑞的“客厅人群”或他后来的追随者，如布洛克、萨勒诺、加里森、霍普等，都不是穆瑞的正式博士生。在南罗约顿一代中，只有拉沃伊（作为博士生或被指导者）接受过米塞斯、哈耶克、柯兹纳、罗斯巴德或拉赫曼（我认为）的正式培训。 

关键是，在博士课程中正式教学与“影响博士生”不同。

彼得·贝奇：

同意“影响”。 

但彼得，我的观点实际上更直截了当。请记住，我问过我们是否同意，我们的目标是推进这些我们认为在科学经济学领域如此出色和真实的奇妙想法。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然后我想我们会问一个经验问题——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想想你自己的导师——奥利弗·威廉姆森的工作和他在企业理论方面的工作。它是如何从一个挑战对企业主流理解的独特原创性贡献，变成一个被引用最多并获得诺贝尔奖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柯兹纳（企业家精神）和罗斯巴德（自律社会）的思想吗？ 

我认为为了做到这一点（注意这是一个可以反驳的经验主张），我们必须参与到学界中，而不是试图完全绕开它。我们必须在他们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写他们评论的书籍，在顶尖大学获得职位，赢得同行的尊重和认可。这不是一个容易玩的游戏，在最好的游戏（哈佛、AE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J.B.克拉克奖和诺贝尔奖）和选择根本不玩（在咖啡馆中写博客文章，活在树林里）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小众市场。有分工。但是我们应该（规范性声明）永远不要混淆游戏的目标是什么——尽可能玩最好的游戏，并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赢得它。F.A.哈耶克、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弗农·史密斯、威廉姆森或奥斯特罗姆的胜利是如此甜蜜。他们玩得很好，但他们也从未背叛自己的研究议程和自己信念的勇气。 

对于有抱负的年轻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不是比那些退出职业生涯并退回树林的人更好的榜样吗？ 

皮特

杰瑞·奥德里斯科尔【正是这一段让我找到了这个帖子】：

让我在彼得和皮特之间取得一个中间立场。一个人可以影响博士课程甚至大学之外的其他人，但这更难。而且，正如我建议的一些评论一样，有些人甚至在没有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就做到了。但现在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穆瑞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确实在多夫曼手下获得了博士学位，直到后来才发现米塞斯。穆瑞的许多想法在阅读米塞斯之前就已经形成，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独创的思想家。他就是一些人抵制的例子：他改变了追随者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看法。 

穆瑞的论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他没有获得大学职位，因为他在沃尔克基金会获得了研究职位。他影响其他学者—而不是学生—并受到他们的影响。 

当沃尔克基金倒闭时，穆瑞不得不争夺一个学术职位，并被迫接受一个配不上哥伦比亚杰出博士生声望的职位。那是一种必需，而不是一种勇气的象征。 

当我在 UCLA 读研究生时，穆瑞被邀请到该系演讲，并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他受到严肃学者的重视。他的学术著作受到好评。不幸的是，政治小册子穆瑞削弱了学者穆瑞。那是他自己人生选择的结果。 

我向那些（和我一样）欣赏穆瑞作品的人推荐的人生选择是追随学者穆瑞。去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大学，找到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学术职位。在最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与整个行业的同行学者交流。做穆瑞所做的事情并发现真相。

乔·萨勒诺：

说得好，杰瑞。我的看法完全一致。

彼得·贝奇：

我完全同意杰瑞和乔的观点。这就是我一直主张的推进我们共同事业的方式。

我唯一反对的是，你不能通过去乔治·梅森大学来做到这一点——这所学校拥有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名J.B. 克拉克奖章获得者和一名AEA杰出会员（实际上是多名）。其学生在AER、JPE发表过作品，并在纽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斯坦福、芝加哥大学、宾西法利亚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卡耐基·梅隆和弗吉尼亚大学，以及圣荷塞州立大学、希尔斯戴尔等学校获得了各种职位。

但我可以完全放手，让记录自己说话。

但不要脱离职业生活，而是要全神贯注，推进你的独特视角。杰瑞是100%正确的。

皮特

Nikolaj：

史蒂夫， 

你误解我了。我不想说许多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很有才华。凯恩斯很聪明，但哈耶克说他并不认为凯恩斯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我认为他是正确的。我认为De Long很聪明，斯蒂格利茨也很聪明。还有许多其他人。然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个人才华，而是好的经济理论。戈林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但这可能不会促使我们向他学习平等对待所有人的原则，不分种族或民族。 

至于黑兹利特，我并没有说他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而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如果你认为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有对《通论》更好、更完整的批判，我将很高兴学习。

彼得·G. 克莱因：

皮特，我想我们都同意学界参与很重要。谁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敦促学生“退出职业生涯并退回树林”。（有没有我错过的卡钦斯基-奥地利学派运动？）【特德·卡钦斯基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教授，他用偏激的邮包炸弹来批评现代文明和科技，他最终放弃了教授职位，搬去了蒙大拿州一座偏远的小屋，并在那里先后发出了16枚邮包炸弹，造成3人死亡和23人受伤。的确，在学界中没有任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会敦促学生“退出职业生涯并退回树林”，但显然朱海就一直在鼓吹这一点——这是我最不能同意他的地方。】我的稻草人警报响得很响。更重要的是，有多种形式的学界参与，我们一般的看法一致掩盖了在如何让我们的学生和同事参与的特定战略和策略上的重要差异，我相信你会同意的。显然，柯兹纳-贝奇方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被边缘化，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够好”）是基于对社会学和科学史的一种特殊观点，这种观点并非我们所有人都认同。 

如果我可以再补充一点，你经常背诵你自己和你的学生的专业成就，虽然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受到因变量抽样问题的困扰。理想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有抱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样本，其中一些人就读于乔治·梅森大学，其中一些人就读著名的主流博士课程，其他人就读于当地的州立大学，还有一些人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攻读博士学位；其中一些主要在主流期刊上发表，另一些则针对奥地利学派期刊或其他非传统渠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专门从事“同路人”【利兰·耶格尔著名地声称自己是奥地利学派的同路人】研究项目，涉及广泛的奥地利学派式的去中心化、企业家精神等主题，其他人则写更明确的奥地利学派主题；等等，并进行一些对照实验。你不能简单地定义一组成功标准，确定符合这些标准的乔治·梅森大学人员，然后将成功作为乔治·梅森大学战略有效的证据。（这就是我在 O&M 上多次写过的“经久不衰”的谬论。）一些就读于乔治·梅森大学的学生如果去了其他地方，实际上可能会更成功。同样，其他参加X或Y州立大学的学生如果参加乔治·梅森大学可能会做得更好。这是一个比你似乎承认的更困难的经验问题，充斥着识别问题。

彼得·贝奇：

彼得， 

只要人们攻击任何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人，并称这种进步为一种失败，稻草人就存在于整个互联网上了。还有不断声称在科学经济学方面取得突破的众多业余经济学家。 

你觉得我把学生的成绩列得太多了——其实我觉得我列得太少了。但我们不会就此达成一致。我同意你的观点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取得成功，而且识别问题很困难。我从来没有声称我的学生的成功是我的一种功能——从来没有一次。他们是靠自己挣来的。 

我确实希望从所有其他教育机会中获得类似的结果。让我们看看纽约大学的记录，让我们看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记录，让我们看看奥本等的记录，等等。我不是说乔治·梅森大学赢了，我呼吁认真看看经验记录。就这些。 

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对记录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 

正如华纳·沃尔夫曾经说过的那样——“让我们去看录像带吧”。 

我们是否同意詹姆斯·布坎南的“敢于与众不同”的口头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来围绕它建立一个系？

沃尔特·布洛克：

Nikolaj是谁？Nikolaj，如果你不想向这个团体透露你的身份，请告诉我你是谁。我很想知道。我保证不会出卖你。我不会建立Nikolaj粉丝俱乐部，因为这样做会让你失望。我认为你对本次讨论的贡献非常出色！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热情地支持你的贡献。我感到震惊和沮丧，但并不惊讶，有人想把你从这次讨论中踢出。 

顺便说一句，我不喜欢吹牛，但是，我敢打赌，我收到的来自AER的拒信比这个列表上的任何人都多。我敢打赌，我比这份名单上接下来的10个最大的被拒绝者都多。因此，我的职业生涯是失败的，因为我显然没有做“好工作”，但我从来没有躲进“树林”。

彼得·贝奇：

沃尔特， 

你知道我尊重你的精力和你作为老师的记录。但是年轻的研究生需要做一件简单的事情。访问他们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查看经济学期刊引文记录 (JCR)，并查看前 200种期刊的列表。人们在该列表的哪个位置发表？能否在列表上发表文章（而不仅仅是发表）决定了一个人在专业上能爬多高。伊斯雷尔·柯兹纳、穆瑞·罗斯巴德、马里奥·里佐、杰拉德·奥德里斯科尔、罗杰·加里森、拉里·怀特、布鲁斯·考德威尔、布鲁斯·本森、兰迪·霍尔库姆、鲍勃·希格斯、乔治·塞尔金、泰勒·考恩、彼得·克莱因、彼得·里森、克里斯·考因的例子，Ben Powell、Ed Stringham 和 Dan D'Amico 都证明了一个人可以是明确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事奥地利学派主题的工作，并在这些列出的期刊上发表文章。那些能够一直做到这一点的人在学术界获得了更高级别的任命。那些发表引起了学术界同行关注的作品，因此被视为对其他学者的生产过程的生产性投入，从而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引用影响力的人，在学术阶梯上更上了一层楼。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简单真理，为什么作为学院派经济学家似乎对这一基本生活事实存在抵抗力？

乔治·塞尔金：

皮特， 

恐怕你必须在我的情况下限定你的陈述：我不相信你会在我为高级主流期刊的著作中找到任何“明确”的奥地利学派的东西。确实，我不认为“明确”地谈论自己喜欢的经济学家流派有什么好处：它只会让那些不同意这种偏好的读者无缘无故地退缩。事实上，当我在一篇经济学论文中看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这个词时，我倾向于假设作者希望它能够从一个宽容的圣议会那里获得一次特殊的豁免，以从事二流的学术研究。

彼得·贝奇：

乔治， 

你所有的论文和书籍都是明确的奥地利学派主题。如果它看起来像鸭子，走路像鸭子，它就是鸭子。你在什么意义上没有在你的工作中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所以你对包容的抗议很好，但他们误解了我所说的关于在顶级 JCR 期刊上发表的观点。再一次，我很困惑为什么人们实际上否认如此明显的事实。 

我的名单上是否有人在寻求“从一个宽容的圣议会那里获得一次特殊的豁免，以从事二流的学术研究。”？ 

让我们停止各方的集体妄想。 

皮特

沃尔特·布洛克：

亲爱的皮特： 

你说：“能否在列表上发表文章（而不仅仅是发表）决定了一个人在专业上能爬多高。”对的，对的。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你认为我曾经否认过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此致， 

沃尔特

乔治·塞尔金：

皮特，我不会争论是什么让一个主题成为奥地利学派的主题。我所说的“明确”是指在一个人的写作中实际上指的是“奥地利学派”理论、方法等。我的兴趣并不是否认与学派有任何联系：我不倾向于自我仇恨！我只是认为，将一个人的工作明确地描述为代表一个特定的学派，既冒着激怒潜在读者的风险，又通过将一个人的参考文献限制在过去工作的一个子集来人为地限制了研究本身的价值。我想你很清楚新罗斯巴德主义著作中的这些缺点；不过，在我看来，他们的作品只是许多其他奥地利学派作品中某种程度的极端案例——尤其是在那些最不能沉迷于它们的年轻爱好者中！

此项对应的评论被关闭。

思想史中的辉格主义、反辉格主义和极端反辉格主义

彼得·贝奇（Peter Boettke）在著名的学术博客“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里发了一个关于罗斯巴德论辉格主义和反辉格主义的帖子，这应该是源于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

“虽然关于从门格尔到庞巴维克到米塞斯（到罗斯巴德）的直线下降的辉格式叙述继续吸引一些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但对熊彼特、摩根斯坦、舒茨和其他人的重新引入，丰富了我们对奥地利学派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和智识基础及其在二十世纪历史中的作用的理解。”（瓦瑟曼，2020） 

同意。根据他关于经济思想史的两卷本著作，即使是穆瑞·罗斯巴德本人也不相信辉格式的叙述。
“While the Whiggish narrative of a straight line of descent from Menger to Böhm to Mises (to Rothbard) continues to appeal to some Austrian adherents, the reintroduction of Schumpeter, Morgenstern, Schütz and others has enrich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underpinnings of the Austrian School and its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Wasserman, 2020) 

Agreed. Even Murray Rothbard himself is not a believer of the Whiggish narrative according to his two-volume work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贝奇在这个帖子里回复我：

罗斯巴德对奥地利经济学中的铅垂线观点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你所谈论的两卷和他对辉格党历史的批评是不同的。当罗斯巴德的这两卷出版时，我在《经济事务》上评论了它们。另请参阅我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关于思想史的使用和滥用的文章。
Rothbard had this commitment to the plum line view within Austrian economics. The volumes you are talking about and his critique of whig history is different. I reviewed Rothbard’s volumes for Economic Affairs when they were published. Also see my piece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of thought in HOPE.

辉格史观（即认为过去的好思想都已经完全地体现在了现在的共同科学智慧）无疑是错的，因为思想史上经常出现好思想失传的情况。但朱海就教授所发明的史观，即所有的好思想都已经存在于过去，我们只需不断复述古人的思想即可——我认为可以被称为“极端反辉格主义”——无疑是一种更不可取的纠枉过正。我从未见过任何严肃学者持有这种观点，而正是这种错误观点，使得他轻视研究，并且几乎不了解奥地利学派的现代文献。

罗斯巴德一个被忽视/低估的贡献

前几天从越南小哥那里读到的O'Driscoll对罗斯巴德的评论，我终于找到了出处（BTW，这个帖子里可谓众星云集，是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发展的一场高水平讨论，也是一次对美国学术圈博客文化的生动展示）：

If I may strike a middle ground between Peter and Pete. One can influence others outside of a Ph.D program or even a university, but it is more difficult. And, as I suggested a few comments back, some have even done it without a Ph.D. But that is a tough road to follow now.

Murray was sui generis in many respects. He did get his Ph.D under Dorfman and didn't discover Mises until afterwards. Many of Murray's ideas were well-formed before reading Mises, and he is an original thinker in his own right. He is the very example of what some are resisting: he changed how those who followed conceived Austrian economics.

Murray's dissertation was published by Columbia U. Press and he published in academic journals. He didn't take a university position because he got a research position at the Volcker Fund. He influenced and was influenced by other academics, not students.

When the Volcker Fund collapsed, Murray had to scramble for an academic position and was forced to take a less prestigious one than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the case for a brilliant Ph.D student from Columbia. That was a necessity, not a badge of courage.

When I w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UCLA, Murray was invited to speak to the department and gave an excellent talk. He was taken seriously by serious academics. His scholarly work was appeciated. Unfortunately, Murray the political pamphleteer undermined Murray the scholar. That was the consequence of his own life choices.

The life choice I'd recommend to those who admire Murray's work (as do I) is to follow Murray the scholar. Go to the best university you can and take the best academic position you can find. Publish in the best journals and communicate to your fellow academics in the profession at large. Do what Murray did and discover truth.

O'Driscoll认为“政治小册子穆瑞削弱了学者穆瑞”，让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提到罗斯巴德，我们会想到很多相关主题，但很少会有人重视罗斯巴德在企业理论上的贡献。实际上，罗斯巴德在1962年的《人，经济与国家》（pp. 544–50，中文版第603–10页）中，根据米塞斯的经济计算理论，讨论了纵向一体化（即一家企业在生产的一个以上阶段进行生产）和企业的规模问题。

用罗伯特·墨菲在《人，经济与国家学习指南》（p. 113）里的总结，罗斯巴德认为：

如果一家假想的企业与所有其他企业合并，则各种要素市场将不复存在，因此其所有者（们）无法计算各条生产线的相对盈利能力。这种混乱局面在自由市场上永远不会持续。社会主义只是这种更普遍现象的一种特殊（重要）情况。

根据克莱因（《资本家与企业家》，第15–16页），“在1976年的论文中，罗斯巴德明确采用了科斯的框架来进行企业规模限度的讨论。”罗斯巴德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实际上早于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哈特等新制度经济学大佬。

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学者罗斯巴德。

正本清源，回到门格尔

自从冯兴元老开始重译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以来，我们每周都会交流几次。

冯老译得非常仔细，一个多月过去了，刚完成了门格尔的序言，正在处理哈耶克的导言，差不多一天几百字的速度。重译工作当然会修改一些小错误，比如对导言里的这句话，刘絜敖的版本是：

另一个与门格尔纯粹主观价值理论有关的、更为有趣的一点是他的观点相当超前。虽然他偶尔谈到价值可以测度，但他的表述却明明白白地显示，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商品价值可以用名义上的另一个等价商品来表示。

而实际上哈耶克说的是“他的意思无非是说任何一个商品价值可以用名义上的另一个等价商品来表示。”

但真正价值重大的部分，是对术语的重新梳理——德语的术语实在是令人费解。比如，哈耶克这句，刘老的翻译是：

甚至直到今天仍鲜为人知的是，门格尔通过一个相当成熟的边际生产率理论，解答了在几个共同起作用的高级财货间最后产品的效用分配问题一—这个问题后被维塞尔称为“归属”(imputation) 问题。

而冯老认为，哈对门格尔如何使用Nutzen一词理解有问题，Nutzen意思是“获益，经济使用价值，价值之类”，门格尔在上面这段话里并没有真正使用效用一词。

然后我们聊到了学者需要通过投入时间梳理知识来提升自己，冯老表示“不从源头梳理，后来的学习者越学越乱”。赞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差不多同时想到了应该重新翻译《国民经济学原理》。我表示“只有一种正本清源的方式，就是回到门格尔和《原理》，以及它诞生时的智识环境”，并给冯老看了我年初写的一段话：

绝大部分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感兴趣的人——我十多年前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是反着学的，即先对自由市场感兴趣，听说奥地利学派是支持自由市场的于是开始看相关的资料。

一开始找到的资料自然会是一些洗脑文（就算你读英文材料，也同样如此），如果再深入一点的话（这已经是水平比较高的人了）会找到一些在边边角角上争论问题的论文——这样的文章不是水平不高，而是它处在十分细枝末节的位置。绝大多数人会永远停留在这里，因为细节上的争论是争不完的。

但也可以正着学，从门格尔之前的经济学学起，再到门格尔和同时代的其他人做了什么（门格尔的边际革命和另两位创始人有什么区别），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在门格尔的基础上各自发展了什么（这在日后会导致有什么样的分歧），年轻的米塞斯发展了什么（熊彼特发展了什么），哈耶克代表奥地利学派出现在英美经济学圈，他们讨论的是什么（为什么奥派突然风靡英国又突然迅速衰落），年老的米塞斯如何带着《人的行动》为复兴打下基础（但当时的经济学界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如此一来，你会一直处在理论核心位置，所有的理论发展过程都会一清二楚。

米塞斯大学（Mises U）的课程永远把Salerno讲奥地利学派的起源和价值理论——而不是其他话题——放在最前面讲，是有其原因的。

另外，这次看哈耶克这篇导言的时候，我留意到一个以前被我忽略的人。哈耶克说：

委员会的成员，除门格尔之外，尚有其他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如萨克斯、利本、马塔贾（Mataja）等，……

这位Viktor Mataja是门格尔的博士，第一个全面讨论企业家精神的奥派经济学家。在哈耶克的年代，他还算知名经济学家，后来慢慢就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Ulrich Möller和Matthew Mccaffrey又把他重新挖掘出来：

Mataja的工作为企业家精神和公司战略提供了一个独创的、综合的视角，这种视角既具有鲜明的奥地利学派特色，又与解决管理研究中的当前问题具有惊人的相关性。从企业家和公司的结合开始，Mataja将企业家置于生产中心，在那里必须采购、创建、组合和部署资源，以预测未来的客户需要。正确的预期会带来利润，持续的正确预期会带来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Mataja提供了有用的概念和想法，例如利润的原始来源和更改因素（modifiers）之间的区别，以及价值的反向归属。

米塞斯与公地悲剧

在The Community Commitment to Sustainability: Forest Protection in Guatemala的审稿阶段，一位审稿人特意推荐William引用了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1968年的经典文献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哈丁是一位美国生态学家，他的这篇文章被广泛视为对“公地悲剧”的首次正式表述。

但事实上，正如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教授在《企业家精神与自由市场环保主义理论》一文所指出的，早在1940年，米塞斯就在《人的行动》的德语前身Nationalökonomie一书（pp. 599-605）中讨论过了公地悲剧问题：

Ein anderes Beispiel bieten die schon erwähnten Fälle, in denen Boden ausserhalb des Sondereigentums steht und jedermann sich Bodenerträgnisse wie herrenloses Gut aneignen darf. Wenn irgendwo Naturschätze — Holz und Wild in den Waldungen, Mineralschätze des Bodens, Fische in Gewässern — von jedermann erworben werden dürfen, dann wird jenes Verfahren platzgreifen, das man als Raubbau bezeichnet. Niemand ist für die Nachteile verantwortlich, die durch Vernichtung der Bestände entstehen mögen. Dann werden die Wälder abgestockt, ohne dass für die Wiederaufforstung gesorgt wird, dann werden Wild und Fische so gejagt und gefischt, dass der Nachwuchs gefährdet oder vernichtet wird.

因为二战，米塞斯的这本书没有在经济学界得到任何关注。1949年，这段话又出现在了《人的行动》中（Human Action, p. 652）：

极端的例子是前面说过的无主财产的那种情形。如果一块土地不为任何人所有，尽管法律在形式上称为公有财产，它的被使用是不会考虑到任何不利后果的。能够把取自森林的木材和猎物、水域的鱼类、地下矿藏等的报酬据为己有的人，不会考虑他们的采捕方式造成的后果。对他们而言，土壤的侵蚀、矿藏的枯竭以及对未来的持续利用的损害，都是外部成本，不纳入其投入产出的计算当中。他们伐术而不育林，捕鱼而不蓄苗。

28年后，哈丁的文章才问世，但德索托指出：

哈丁的分析并没有比米塞斯的分析提供更多的东西，此外，他得出了某些新马尔萨斯主义式的结论，这些结论我们无法同意，它表明哈丁是一位生物学家，而非经济学家。

菲利普·巴格斯也认为，米塞斯的论述“更全面、更系统”，是“产权界定不充分这一更普遍问题的一部分”。巴格斯指出：

事实上，米塞斯在Nationalökonomie中表明，财产的法律概念往往不遵循私有财产的社会功能。当财产权没有严格界定时，财产所有者“不会在计划他的行动的所有影响时费心。他会忽略那些不会增加他自己满意度的收益和那些不会给他带来负担的成本。” 

后来，米塞斯专注于未严格界定的产权所导致的外部成本问题。进行经济计算的个人不考虑外部成本。正因为如此，他的经济计算将提供不足和错误的结果。在讨论外部成本时，米塞斯通过将外部成本问题应用于环境，明确描述了哈丁在 1968 年宣布的公地问题悲剧。

再一次，来自奥地利学派的洞见遭到了忽视。当然，正如Tibor R. Machan所说，亚里士多德和修昔底德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应该读有品质的材料？

昨天在《边际，未必革命》中我提到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中的“边际革命”词条。在浏览这个词条的时候，我是非常感慨的。我经常说应该去读有品质的材料，这个词条再次提醒了我为什么。

一篇常见的网络科普文章通常会讲边际革命的时间、地点、人物，然后告诉你三位创始人几乎同时有了差不多的发现，有时候还会夹带点错误信息，比如知乎上的这一篇：

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19世纪70年代初，在西欧几个国家同时出现了边际学派，边际学派的出现引发了一场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全面革命，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称之为边际革命。 

边际革命包含两项重要内容，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 

英国的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奥地利的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和法国的瓦尔拉（Léon Walras，1834—1910） 这三位边际学派的奠基者几乎同时独立地提出了主观价值论，在杰文斯看来，价值由“最后效用”决定，门格尔认为价值由“最小重要的用途”决定，瓦尔拉指出价值由“最后欲望满足的程度”决定。他们都认为价值是由物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而效用是用以满足人们欲望的程度。 

边际分析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数学分析方法，也就是运用数学中的微积分去观察和研究经济问题，从此经济学插上了数学的翅膀。

但在Roger E. Backhouse所写的这篇5000多字的词条里，并没有“边际分析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数学分析方法”这种武断的论断，并且，除了我昨天写的边际革命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参考了Blaug, M. 1996.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之外，文中还介绍了：

• 边际革命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德国经济学当时的情况，而德国经济学对门格尔的影响非常大（参考了Streissler, E.W. 1990.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economics on the work of Menger and Marshal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2 (annual supplement), 31-68.）施特莱斯勒是我引进和翻译的《卡尔·门格尔的经济课》一书的编辑，战后维也纳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
• 边际三杰的差异（参考了Jaffe, W. 1975. Menger, Jevons and Walras dehomogenized. Economic Inquiry 14, 511-24.）
• 边际革命与当时其他一些学科发展的关系（参考了Mirowski, P. 1989. More Heat Than Light: 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Physics as Nature's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文中给出的这几篇文献，都是我后来发现十分重要的文献。而如果你读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你就能在学习经济学的一开始接触到这几个人，接触到相关的思想，接触到几篇重要的标准文献，并避免一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错误。

除了更全面一点，更长一点，这篇词条文章并不难读。可以想象，这样子一年、五年、十年累积下来，读两种文章的人的思想和水平，一定会天差地别。

更新：最近冯兴元老在为他的通识教育课收集资料，我也跟他建议了多重视这些基本工具书。

边际，未必革命

乔治·梅森大学助理教授Vincent Geloso前些日子发帖说：

The only revolution I like is the marginal revolution
我唯一喜欢的革命是边际革命

我回复他，“但一些经济思想史学家认为，边际革命不是一场革命。”当然，我不是说边际革命没有革命性的意义——任何经济学生都不会这么说——我是说它并不是一场摧枯拉朽、迅速发生的变革。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的“边际革命”词条中，Roger E. Backhouse表示，相比“革命”这个词所暗示的速度，经济理论的这次变化是一个更缓慢的过程：

There is disagreement over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hange should be described as a revolutionary or as an evolutionary change going back many decades...
对于这次变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被描述为几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或是一次演化性的变化，……，存在着分歧……

这种说法可能是来自经济思想史大师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他在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p. 305）里写过：

The ‘marginal revolution’, lik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ent unrecognized by those who lived through it. The now standard version, which dates the revolution near 1871 and links together the names of Jevons, Menger and Walras as having written essentially about the same thing, was first announced by Walras in 1886 but for some time the Austrian accounts of the history of marginal-utility theory did not recognize Walras’ own claim as a pioneer. Most of the histories of economic thought published between the years 1870 and 1890 did not even mention marginal utility and no complete account of the theory appeared in an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until after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Here was a revolution that was not generally admitted to have taken place until more than a generation after the event.
“边际革命”，就像工业革命一样，没有被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所认识。现在的标准版本（它将革命的日期定在1871 年附近，并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基本上写的是同一件事）是由瓦尔拉斯于1886 年首次宣布的，但一段时间以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对边际效用理论历史的描述并未承认瓦尔拉斯将自己作为先驱的主张。1870年至1890年间出版的大多数经济思想史甚至都没有提到边际效用，直到世纪之交之后，任何经济思想史都没有出现对该理论的完整描述。这是这样一场革命，直到事件发生超过一代人之后，人们才普遍承认它发生了。

学者罗斯巴德，政治小册子罗斯巴德

前几天在越南小哥Nguyễn Việt Hải Triều那里读到一段Jerry O'Driscoll对罗斯巴德的评论（不知为何他后来删掉了这个帖子，但我记录下了中文）：

穆瑞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确实在多夫曼手下获得了博士学位，直到后来才发现米塞斯。穆瑞的许多想法在阅读米塞斯之前就已经形成，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独创的思想家。他就是一些人抵制的例子：他改变了追随者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看法。

穆瑞的论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他没有获得大学职位，因为他在沃尔克基金会获得了研究职位。他影响其他学者—而不是学生—并受到他们的影响。

当沃尔克基金倒闭时，穆瑞不得不争夺一个学术职位，并被迫接受一个配不上哥伦比亚杰出博士生声望的职位。那是一种必需，而不是一种勇气的象征。

当我在 UCLA 读研究生时，穆瑞被邀请到该系演讲，并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他受到严肃学者的重视。他的学术著作受到好评。不幸的是，政治小册子穆瑞削弱了学者穆瑞。那是他自己人生选择的结果。

我向那些（和我一样）欣赏穆瑞作品的人推荐的人生选择是追随学者穆瑞。

学者罗斯巴德/政治小册子罗斯巴德的区分多少反映了学院派经济学家对罗斯巴德的真实看法，也有助于理解罗斯巴德两极分化的评价。和广为流传的说法不太一样，严肃的学院派学者们是能接受学者罗斯巴德的纯经济理论的，他们不太认可的是政治小册子罗斯巴德。

而罗斯巴德众多的狂热粉丝中的大多数，恐怕并不能理解学者罗斯巴德在纯经济理论上的贡献，或者对其不太感兴趣，他们喜欢的是罗斯巴德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理论（而且他们往往比罗斯巴德本人更激进）。

如果罗斯巴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后，选择的是另一种更内敛的职业生涯，以学者罗斯巴德的水平和贡献，他也许能再为奥地利学派赢得一个诺贝尔奖。至少，他能亲自培养出几个博士。

当然，没有what if... 罗斯巴德就是罗斯巴德，爱的继续爱，恨的继续恨。

Hi, blog.

 在之前的一条微博里，我写过：

在微博客（Microblog，代表产品是140字的Twitter和它的模仿品微博）出现之前，是博客（Blog）的时代。微博客出现之后，因为更快、更轻松、互动性更好等特点，很快就让博客过气了。

但人类的本质就是神经病。微博客用着用着，大家又觉得容量不够，于是Twitter和微博纷纷“扩容”。微博出了长微博，慢慢取消了字数限制，而Twitter也出了thread——一条条短的连在一起，又得到了一条长的。兜兜转转，还是博客香。

美国的经济学家圈里，有着很浓厚的博客文化，常常是几个专业方向近的人共同维护一个博客——以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命名。跟奥地利学派相关的著名博客有：Marginal Revolution、Alt-M、Cafe Hayek、Coordination Problem、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Knowledge Problem、Power & Market、Think Markets等等。

技术上这些博客站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变，但内容上就真的是太有营养了。我最近帮Klein编书，一小半文章就来自他和Foss等人共同维护的博客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随之我产生了写博客的欲望——回归老派，纯文字，纯思想。我将用这个博客记录我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的思绪。